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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把通用組織起來的財務和統計控制、海外拓展計劃、獎金和紅利的發放制度，以及那簡單卻極有效率的主管培訓辦法等。這些當時在企業界都是“創舉”，沒有一家公司、沒有一個政府部門，甚至沒有書本和理論提出這種做法。雖然，布朗在通用汽車極受尊崇，被公認為最睿智的人，大部分的主管卻對他敬而遠之。他們實在一點都不曉得他在說什麼，因此他完全依賴斯隆的翻譯。對於這點，他已有自知之明，雖然才50多歲，斯隆退休，他也得跟著隱退。其實，如果你瞭解他說話的習慣，就知道他在說什麼了。等上個20分鐘左右，他就會說到重點，而且簡單明瞭。但是，他剛開口，就像是個最糟糕的德國教授，先引述一大堆的“註腳”、“限定條件”、“例外”等，這種語言一半是數學等式，另一半則是社會學的術語，讓人完全墜入五里霧中，不知所云。
布朗看我願意洗耳恭聽，幾乎感動得五體投地。很快地，每隔一個半月，他就會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們一起討論我的研究工作後，他就說失陪，要到洗手間去一下。幾分鐘後回來，原來西裝筆挺、穿著極度保守的他，已是一身“農夫打扮”——不修邊幅的雜色毛呢服，像是伐木工人穿的襯衫，加上一頂骯髒的帽子。他喜孜孜地說：“待會兒，我要到農場去。不過，我們還有時間喝上一杯。”他調了杯濃烈無比、約是三倍分量的馬丁尼。舒暢一下身心之後，開始講述他在馬里蘭州那破落荒蕪的菸草場度過的童年、古怪的家人和通用汽車早期的歷史。
布朗生在馬里蘭東部以菸草為生的貧苦農家，和特拉華州（Delaware）的杜邦家剛好隔灣相望。布朗家羨慕杜邦家的人是“新貴”、“有錢的商家”，而杜邦家則視布朗家的人為“貧窮的白種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