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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該怎樣做？‘“
抬擔架的兄弟先到瓜奈若身邊。他被抬走時衝著託伊喊：“我說過會比你先回美國的！”
“莽漢”康普頓中尉指揮著2排。他和士兵們很親近，軍官們認為是過於親密了。“康普頓是我的密友，”馬拉其說，“他不喜歡軍隊裡的等級差別。對士兵比對軍官更親。”他跟瓜奈若和託伊特別親近。
康普頓走出洞時看到周圍都是血。離他最近的傷員是他的朋友瓜奈若和託伊，他倆的腿耷拉著，血把四周的雪染得鮮紅。
康普頓向後方跑去，喊叫衛生員或其他人來幫忙。他最後終於在救護站平靜下來；因為他被查出患有嚴重的戰壕足病，撤離了前線。
康普頓1944年6月6日在佈雷庫特莊園獲得銀星獎章，隨後在諾曼底受傷，在荷蘭再一次負傷。從12月17日到1月3日的這段時間裡，無論德軍怎麼轟炸，他都挺住了。但當看到排裡的許多人陣亡，兩個好友被炸得遍體鱗傷時，他卻幾近瘋狂。
3。只會死亡，不會崩潰
皮科克離開了，戴克出走了，康普頓也走了，一名替補來的中尉因患戰壕足病自己去了救護站（到這個時候連里人幾乎個個都患上了這種病），還有一人自傷了手——朝自己手上開了一槍。在這種情況下，營長不得不注意精神崩潰的問題。溫特斯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巴斯托涅這個地方，到了那個地步，我知道只有我來了。早晚要我接管的，只是希望情況不要太糟。但我從來不擔心自己會精神崩潰。我覺得自己遲早會受傷。但崩潰，不會。”
他停下來，想了一會兒，繼續說：“但你沒有看到身邊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受傷，沒完沒了——不知道還要持續多久。會永遠這樣下去嗎？我還能再回到家嗎？”
他說，對軍官們來說，沒有覺睡，食品又不夠，還得在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不斷做出超出自己職責範圍的決定，精神崩潰也就難怪了。
當時美國陸軍規定，步槍連應該在前線長期作戰，步兵師裡的步槍連更應該連續長期作戰，傷亡人員由單個士兵替補。這就意味著替補來的新兵並不是和當初帶他們一起訓練、並且和他們一起來到國外的人並肩作戰，而是和陌生人一起作戰。這也意味著老兵們只有被打死或受重傷才有望逃離危險。於是，正如溫特斯指出的那樣，就造成了一種“遙遙無期”和“毫無指望”的情緒。
戰場是一個混亂顛倒的世界。毫不相干的陌生的人卻拼命要殺你；若你成功了，非但不用抵命，還會受到獎勵，給你榮譽，為你慶功。戰場上，白天躲在地下，晚上活動。人們討厭健康；戰壕足、肺炎、拉個不停的痢疾、斷腿倒是珍貴的禮物。
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裡，保持戰鬥力是有時間限度的。有些人很快就精神失常；陸軍的心理醫生髮現，諾曼底戰役中，第一週步槍連就有人患上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不是逃跑就是不得不被撤離前線（當然，也有很多人後來又回到了原部隊）。有些人雖看不出精神崩潰的症狀，但卻失去了戰鬥力。平民想像不出戰爭能使人產生多麼強烈的情緒：
恐怖、害怕、氣憤、悲哀、疑惑、無助、無用，每一種情緒都消耗人的精力，逼人發瘋。
“根本沒有‘習慣於打仗’這回事，”陸軍心理學醫生在一份關於“戰場上的精神性疲乏”的正式報告中寫道，“戰場上的每一刻都給人以精神壓力，這種壓力會直接導致精神崩潰。精神崩潰的程度因壓力的強度和時間長度不同而不同……戰場上精神崩潰造成的傷亡和槍炮造成的傷亡一樣不可避免……大多數人在重壓140到180天后便失去戰鬥力。普遍認為，一個士兵在戰場上的頭90天裡戰鬥力最強，此後就開始下降，漸漸地失去戰鬥力，直到完全沒有戰鬥力。”
到1945年1月3日為止，E連已在諾曼底前線度過23天，在荷蘭78天，比利時15天，總共116天。根據統計學，全連的人隨時都面臨著精神崩潰的危險。
當夜，德國步兵並未再次發動攻擊，次日上午也沒有。軍醫對傷員進行了處理。屍體在外面擱了好幾天，都凍住了。戴克中尉回來了。一切恢復了正常。
1月5日，E連被撤回福伊南面，擔任團的預備隊。有兩個人——代理營長和E連的二級軍士長——在考慮著同一個問題：連裡的領導。
溫特斯是這麼說的：“我看著低階軍官和連隊的領導人，咬了咬牙。基本上說，我們的中尉們軟弱無能。我對他們沒有信心。但對此我還能有什麼法子？”他知道如果有幸有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