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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藝術”的概念含糊在於它可以被分解成一些沒有多少聯絡的門類。比如新聞主持人的藝術往往可以被歸納成採訪的藝術；綜藝類節目或遊戲節目的主持人也許更需要一些表演的訓練，特別是喜劇表演的訓練，因為活躍氣氛往往要求主持人語言、表情的戲劇化，要求幽默詼諧的氣質；體育節目主持人的專業知識是其“藝術”的主要內容；兒童節目主持人則必須具備教育學、兒童心理學的基本修養等等。
如果說，不同節目的成功與主持人之間尚有規律可尋的話，我想，那就是人格的魅力了。趙忠祥老師如果只是掌握了關於旅遊和動、植物的大量知識，而沒有一顆熱愛大自然，善於感悟生命的心靈，那麼他主持的《正大綜藝》、《人與自然》等欄目，充其量只能成為世界知識或生物課的講堂而已，談什麼魅力呢？克朗凱特如果沒有勇氣冒槍林彈雨的危險，不敢承擔說真話的責任，又怎麼會在越戰的關鍵時刻，不推諉、不避讓，鮮明地表白自己的反戰立場呢？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的素質完全取決於個人的修行，當屬“功夫在主持外”了。所以，追求其實並不存在的大一統式的”主持藝術”，只能導致電視主持的工匠化；追求一種萬金油式的技巧性的熟練，只能把本來具備成功素質的年輕人引向歧途。
況且，電視螢幕帶來的虛假的“成功”和“權威”是多麼容易讓人沾沾自喜呀！這往往使主持人產生盲目的自大。
隨著中國電視的日臻成熟，對主持人的要求也必然越來越專業化。那種憑藉少量訓練便可獲得的“鏡頭感”不再神秘，對主持人的評價標準會更多地放在主持人本身的涵養素質與節目的相配性，大量的新聞專題類節目會直接起用記者作主持人（現在不少電視臺已經開始這樣做了），社會類的節目會把一些擅長表達的專家請進演播室，主持人隊伍本身的年齡會趨於成熟化，性別分配將更為均衡。我們將很難再信任一個過於年輕的面孔分析中東局勢，也很難再容忍一個空虛的頭腦煞有介事地教訓觀眾，無論他們多麼上鏡。
我認為，一位電視主持人，只有認識到主持無藝術，才能放得下一些虛張聲勢的驕傲，也才能在與節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形成自己的風格。
紐約，紐約
我承認，我喜歡紐約，第一眼就喜歡。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錄製了《正大綜藝》二百期特別節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飛機。飛機誤點，到達紐約已是午夜時分。我的身下出現了一座綿延不絕的燈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滿是緊緊相連的移動的光點，穿梭縱橫，那快活的節奏讓我想起一首老歌《紐約，紐約》，其中有一句歌詞是：“如果能在這裡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為這裡是紐約。”
我的嘴裡有些發乾，年輕好勝的心怦怦地跳著。過去的一切榮辱勝敗都在這片燈火前變得毫不相干，我將重新開始，在這個地球上最繁華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至於這個位置究竟是什麼，我還相當模糊，但這並不要緊，要緊的是：紐約，我來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證件，態度竟和善可親，使介於臨戰狀態的我一下放鬆了警惕。他指著我的入學通知書說：“紐約大學可是個好學校（我來美國時就讀於私立紐約大學，半年後轉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我兒子想上這個學校，但學費太貴了，我供不起。
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學，他在那兒學得不錯。”說著啪啪啪一串鋼印，“祝你好運氣！歡迎到美國來！”一時間，我想起了長安街上“北京歡迎您”之類的廣告牌。感覺良好。
記得臨行前不久，國內剛剛播了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那有關紐約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名言，已成為紐約留給全中國的印象。我推著行李車，隨著人群向外走的時候想：紐約是地獄的比喻是針對那些沒有經濟保障，語言不通，又無一技之長的人來說的。而我呢，既是美國名牌大學的研究生，又懂英語，不需要打黑工掙錢，還有四年電視主持人的專業背景，紐約對於我，當然不是地獄。於是，只剩下了另一種可能。這樣簡單的推理，嚇了我自己一跳，好像眼前這個未知的城市已在耳邊低聲告訴我那個肯定的結局。
心中不由一陣欣喜。
來機場接我的是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稱他們為“朋友”，是因為他們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託來盡地主之誼。他們曾看過我主持的節目，因此也不顯生疏。客套了五分鐘就開始大聲說笑起來，使我這個異鄉人倍感親切。
剛才還在波音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