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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嗎？！
他們要回去繼續讀書，而我的學校也已開學了。回到校園，我們本來就沒有多少區別。何況，在我們的日記裡，已經留下了“95國際大專辯論會”這一頁。
視線投向何方
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回到北京參加慶祝《正大綜藝》第三百期的特別節目，見到了久違的老搭檔姜昆、戴宗顯、趙忠祥三位老師，以及曾主持過或正在主持這個節目的方舒、方卉、程前、袁鳴、姜豐和王雪純，還意外地遇到了過去只在螢幕上相會的三位臺灣“導遊小姐”：李秀媛、謝家勳、曲雁翎，真可謂故友新朋，濟濟一堂。個個伶牙俐齒，還怕不把個演播室吵翻了天！
導演特別安排我們這些前主持人與嘉賓們坐在一起，我欣喜地發現自己與喬羽先生相鄰。“喬老爺”曾是《正大綜藝》第一期的嘉賓。當年，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姑娘，愣頭愣腦地在演播室裡首次“曝光”，面對在座的學界、藝壇的泰斗型人物，心中還是有不少侷促的，而當時，“喬老爺”笑眯眯地端坐在嘉賓席上，用一口濃重的山東口音和藹地問我：“你是哪兒選來的呀？第一次上電視，是不是？別怕，姜昆第一次上臺時比你差遠了。你瞧他現在不是挺出息的嗎？”我樂了，緊張感頓時得到緩解。這時“喬老爺”湊過來，低聲問我：“剛才導演告訴了我一個答案，我怕她蒙我，你幫我看看，這答案對不對？”
事隔六年，今天的喬老依然慈眉善目，可親可敬，一口山東普通話也還是那麼地道。錄影間隙，他拍拍我的肩頭，不緊不慢地說：“楊瀾呀，你再不是從前那個毛丫頭了，而已經有了成熟女人的味道。我看，你主持的節目也應該成熟起來，要更有深度和品味，你完全做得到，我看好你。”
我大受感動。從告別《正大綜藝》起，我一直在摸索自己下一步該怎麼走。儘管思路時明時暗，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要跳出以往駕輕就熟的綜藝類節目，向社會、文化類的專題節目發展，從單純的主持向採訪、報道、評論，全方位地介人節目製作過渡。所以留美期間，我除了補充知識外，特別選擇了新聞專業，學了兩年新聞寫作、電視新聞、電視紀錄片等一系列課程，我自感收穫不小，不禁躍躍欲試，喬老的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其實當時我已開始與上海東方電視臺共同籌劃製作一檔《楊瀾視線》，由東方電視臺的節目部主任滕俊傑先生擔任導演，由我擔任撰稿及主持，利用我尚在美國留學的便利，介紹並評論近年美國藝壇、影壇的動態，進而把節目內容擴充套件到美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作為第一階段的節目內容，我把”視線”投向了百老匯歌舞劇及近期的美國電影，併為此購買了有關影片片斷的版權。由於我當時自畢業還有半年的時間，只能利用課餘時間製作節目，所以節目長度不宜過長，遂定為每週二十分鐘。
然而製作一檔二十分鐘的節目並不一定就比一檔半個小時乃至一個小時的節目省力，從拍攝的人員、費用、時間來計算，幾乎相差無幾。在編輯上甚至要花更大的功夫來精選鏡頭，突出節奏。
在好朋友費翔的幫助下，我很快選定了紐約一家並不太大的製作公司，那裡的導演和攝像師均有十幾年的電視製作經驗，而且有過與亞洲電視臺合作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他們很想得到這筆生意，態度友好而積極，沒有美國大製作公司中常見的傲慢和官僚作風。
這是我第一次全面負責選題、撰稿、採景、聯絡採訪物件、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細節的安排。紐約市各景點有嚴格的拍攝限制。林肯中心、世界貿易廣場等“名勝”都要求攝製組提前一至兩個星期提出書面申請，這就要求 事先有周密的計劃。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攝百老匯上演時間最長的歌舞劇“貓”時，我們就遇上了麻煩。當時，我與費翔需要在“貓”劇的巨型廣告前拍一段串聯，最佳的角度是在對街的一幢大辦公樓前。時值隆冬，又逢大風降溫，人站在室外，五分鐘後臉就凍僵了。也怪了，越是這種時候，越無法一氣呵成。不是攝像機出毛病，就是我們吃“螺螄”（指說錯臺詞）。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橫裡竄出一個大樓警衛，擋在攝像機前，聲稱我們立足之處乃是私人用地，沒有主人准許，不可以進行拍攝。當時申請，已不可能，於是攝製組不得不移到樓側的一個街口上。這裡的取景尚可，但卻是個大風口，冷風迎面刮來，讓人眼睛都睜不開。我一邊詛咒著多事兒的紐約，一邊還要“熱情洋溢”地與鏡頭交談，滋味實在夠受的。而且臉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凍得不聽使喚，有一些詞兒的音已很難咬準。萬不得已，只有躲進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