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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失敗。所以一個人總要留一點有餘不盡之意。試看曾國藩,後來慈禧太后對他那麼信任,幾乎有副皇帝的味道,而曾國藩卻害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命名為“求缺齋”,一切太圓滿了不好,要保留缺陷。古人說的廉士清官,絕對不要錢嗎?恐怕不是,一般人公認的清官包公,假使說他連薪水袋都不拿,那才是怪事哩!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獎金給他,他還是應當拿的,所以廉士不是不愛錢,而是取之有道,對於不義之財絕對不取,已經是了不起了。
《詩經》裡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引用這兩句話是從好的一面講,這裡是從相反的一面講。)人還是得像雕刻一樣,用後天的努力,勉強自己,雕鑿自己,慢慢改變過來(我們作學問,該有這一層領悟,也就是任何一句話,都有正反兩面,乃至多角度的看法。《詩經》這兩句話,在《論語》裡,孔子和子貢討論到詩,是就道德的修養而言,而這裡說,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個性,由作假而變成真的,也同樣用到這兩句話。這就是我們寫文章,以及作人做事要體會的。尤其是一個領導人,更必須有這一層認識。同樣一句話,各個人的看法都會不同,所以對於別人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見,文字語言,不能完全表達人類的思想。如果能夠完全表達,人與人之間,就沒有誤會了。所以說話很困難,除了口裡發聲以外,還要加上眼睛、手勢、表情等等。才能使人懂得,有時候動錯了,別人還是會誤會的。在哲學觀點說,這就是人類的悲哀)。
現代全世界的青年,包括中國的青年,都反對後天的約束。他們覺得一切太假了,認為人慾怎樣就該怎樣,所以前些年的嬉瘩,就是這樣,要求任真(現代所謂的放任自然)。人為什麼要那麼多的禮貌?那麼多的思想範圍?這問題是從古至今都存在的。這裡就說,放肆天生愚蠢、醜陋不穩定的情緒,讓它自然發展,毫不加以理性的約束,認為這樣才不矯情,才算任真。那麼想要殺人搶人,就殺人搶人,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緒上想到要搶就搶,這是自然吵!也沒有錯囉!但真這樣就糟了,先王就成為文化罪人了。(這個先王,在古文中常有,並不是專指那一個人,而是泛稱,代表傳統文化。)最後作者自己的結論認為,矯情的人是作假,(如小學裡教孩子,一進學校要說:“老師早!”這就是矯情,小孩子生出來,絕不會說媽媽早,你好!而是後天教育替他加上“老師早!老師好!”的觀念。)但人類之有制度禮貌,就靠這點矯情開始的,在教育上另用一個好聽的名詞就是塑造。慢慢地,作假就是真,並不是假,而是矯正過來,改變過來,成為禮義的開始。而任真的結果,就成貪鄙之主。所以勉強學仁道的,怎麼可以隨便批評呢?《長短經》的作者,認為強仁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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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想到一件歷史故事,晉朝有名的大臣陶侃,是平民出身,有名的陶侃遠甓的故事就是他。原來他做過都督,長江以南的政權都操縱在他手裡。而他還是願意習勞苦,每天在家裡把一些陶土的磚塊,搬進搬出,他說,人的地位高了,筋骨易於疲憊,不能不習勞苦,如安於逸樂,一旦有事,體力吃不了苦就不行。同時他很節省,把木匠做工剩下來的竹頭木屑,都留下來,堆了幾房間,人家以為他小器。後來發生了戰爭,造戰船的時候,需要竹釘都沒地方可買,他就把這些小竹頭拿出來做釘子用,及時造好了戰船。所以他告訴部下,天下任何東西都有用處,不要隨便浪費。那時正需要人才,有人向他推薦一個青年,他自己就去看訪。看見這個青年住在一個小房間裡,滿屋的書畫,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沒有洗,頭髮又亂又長,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後他對推薦人說,這個青年,連一個房間都沒有管好,國家天下大事,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所謂“亂頭養望,自稱宏達。”這是他的名言,就是說這個青年,頭髮也不梳,弄得亂亂的,藉此培養自己聲望,而自命為“宏達任真”。結果一個小房間都治理不好,恐怕別無真才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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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
這是另外舉出的一個歷史經驗。
這是春秋戰國時候,一件有名的故事。秦國的大將白起打趙國,趙國打敗了,四十萬人向白起投降了。而白起在一夜之間,所這四十萬人活埋了。在中國歷史上,很多地方提起這件事,幾千年來,一直到現代還提到。另一面在後人的筆記中記載,有人殺豬,刮毛以後,背上現出“白起”兩個字,這是講因果報應,說白起直到現在,生生世世還是在被人宰殺。不管因果報應的事有沒有,這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