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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來，那腰帶落在地上成個黑團，他把孩子抱起來了。孩子的額頭上往下淌血，哇哇地哭，那男人過去，用手將血在孩子的臉上來回一摸，五指上還滴著血點，立即撲過去拉住了已經下車的司機的衣領，厲聲吼道：“你軋了我娃！狗日的，你軋了我娃！”司機面如土色，急來抱孩子，孩子已站在了地上，舅舅幫著揉胳膊揉腿，反覆地問：這兒疼不疼？孩子只是搖著頭，爛頭就叫著孩子的父母快給孩子包紮傷口，問鎮子上有沒有醫院？孩子的父母卻扭著司機不放，嚷道著把他們的孩子軋傷了，是公了呀還是私了，司機說，沒出大事就好，公了怎樣私了怎樣，男人說：公了咱到十里外的劉公鎮，那裡有處理交通事故的，私了你得付錢，付一千元。司機半晌沒言語，開始在口袋裡尋煙，尋出了一支點著，卻點著了過濾嘴煙把，調過來再點，一會兒將煙吸掉半截，說，我車行得好好的，小孩斜跑過來，責任應該不屬我的，公了走到哪兒都行，但我是過路車，既然孩子沒大事，我也耽擱不起時間，那就私了的好，可要私了，怎麼也給不了一千元啊！男人說：這樣吧，一千不行就八百元，我們也不是生事的人。司機便掏口袋，掏出五百元說沒了。男人說：你不是說笑話吧，軋傷個豬也得掏五百元的，何況是大活人！你再掏，再掏，上衣那個口袋。司機把所有口袋都翻出底兒，倒出了一攤煙來，還有十元錢，說：我總得吃頓飯呀，大哥！
男人說，不讓你坐牢就是好的，你還吃什麼飯，吃屎去！一把奪過了那十元錢。司機還要說什麼，舅舅把他拉在一旁說：“好了好了，看在孩子的可憐份上，你餓一頓吧。”司機上了車，將車開走了，我們讓那男人快去抱孩子看醫生去，男人卻轉身抓住了屋簷下一隻雞，拔下幾根雞絨毛，一邊按在了孩子的傷口上，一邊拉著孩子順著街面撲撲沓沓地走遠了。
我們一直在幫著處理事故，奇怪的是在不遠處的當地人卻沒一個過來幫忙，即使不幫忙，也似乎對孩子遭了車禍漠不關心，連近來說一句體貼話的也沒有。回到住屋，老頭在門檻上喝茶，喝得悠悠哉哉，他把茶碗遞給我，茶是濃得成了黑糊糊，喝下一口我就吐了。
“給了多少錢？”他說。
“五百零十元。”我說。
“這一次倒賺得多！”“這一次？”
老頭哼了一下。
“這兒人誰也不管誰的事呀？！”“喝吧喝吧，讓你那位同志也喝喝頭就不疼了！”我們永遠生活在一個黑洞裡，前人的發明如導引深入的火把，我們似乎並不關心火把的存在，一任地往裡走吧，心裡儲滿了平庸和輕狂。今夜裡，房東鄰居的大兒子，鎮上惟一在州城工作的馬先生回家探親，聽說了我是從省城來的幹部，便到小樓的房間裡吃茶聊天。舅舅和爛頭先是和我們一塊坐著，後見我們盡說文化方面的事，便覺無聊，起身回他們房間去了，但這時候，電停了，以為是房東家的跳了閘，出來看看，整個街道一片漆黑，便感覺裡我們是在半空的一朵烏雲上，上不著天，下不挨地，我真的有點恐懼了。
這種恐懼是瞬間的，因為我知道這種斷電是暫時的，鎮子上有人會著急，或許電工正在檢查線路了，“咱吃咱的茶吧，”我說，話頭也就轉到了電上。
電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當然是生活的方便。但是，電也帶來了我們生活的淺薄。當沒有電話的年月，我們與家人的聯絡是寫信，一封“家書抵萬金”，每一個字都常常使寫信人和收信人熱淚長流。現在只是撥一個號碼問候一下便行了，有誰還抱著個電話筒泣不成聲呢？馬先生講他初到州城，正逢春節，有人在電話裡向他拜年，他立即上街買了豐盛的食品在家設宴，等待著客人到來，但客人終未光臨。年後見著了那人，他還說：你說拜年怎地不見來啊？那人說：不是已經拜過年了嗎？跨下人要提著四包禮籠去親朋家拜年的，城裡人嘴一說拜年就拜年了？！更簡單的是出現了漢顯傳呼機，電話裡也不願多說了，乾脆留個言，“給你拜年了”，就沒事了。馬先生還說，以前村裡演戲，戲報出來，前幾日就通知方圓十幾裡地的親戚朋友，演戲那天半下午就端了凳子去戲臺下佔地位，若沒有佔下地位，就疊羅漢一般爬到戲臺的兩邊臺口上，自然被人三番五次往下攆，有時人家用髒水潑，慌不及地跌下臺口，一瘸一拐又蹲在戲臺後的木柱下聽戲了，一邊聽一邊隨著鑼鼓點子哼著唱，一邊瞄著是否有穿著戲裝的演員從後臺出來小便。我說，如今有電視了，城裡人連電影也懶得去電影院看，即便窩在沙發裡看電視，也從未專注一個頻道，整夜用遙控器翻檢。更要命的，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