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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院校裡學習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個性特強的老師，往往會有比較深的門戶之見。我在天津音樂學院時教復調的老師就是這樣。他在這方面也許是國內最強的，但特別霸道。你必須照他所說的那樣寫，否則馬上給你改掉。
從專業培養的角度說，我贊成嚴格，但限制過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樣一來容易窒息靈性，二來會影響學生潛能的發揮。
我在內蒙藝校，改學三絃已經是給了我面子，結果時間不長，我又迷上了作曲。照說呼力亞其老師完全有能力制止我：你三絃還沒學好，學什麼作曲啊，而且是自己在那兒瞎琢磨？但是他沒有。不但沒有，還很支援我，要不然我恐怕也寫不出那首《節日的鄂爾多斯》。
那時對作曲感興趣的同學並不是只有我一個，在一起相互比，較勁兒啊，包括一個學笛子的，也迷得很，但他的主課教師就是不讓。真不讓還真不行，你總犟不過老師，慢慢你就沒了脾氣。後來那位同學就只好成了個吹笛子的。
馮國林老師對我也是寬厚。比如他有次佈置作業，讓寫一首雲南風格的曲子，可一個星期後，我交上去的卻是一首新疆風格的曲子。這事兒要換了其他的老師，很可能就不幹了，至少你這是無視師道尊嚴嘛，再說他那裡早已為雲南風格的特點總結出了一二三，正等著你來印證呢。
但馮老師就是馮老師，他不會這麼想。他會想我之所以要寫一首新疆風格的曲子肯定有我的道理（當然也可能什麼道理都沒有，就是想搗搗亂），而從根本上說，這道理並不是哪個人的道理，是音樂本身的道理；只要對領會音樂本身的道理有好處，就可以了，其他都在其次。所以他決不會因為我違背了他的佈置為難我，相反會就我的曲子談我的曲子，該表揚的表揚，該批評的批評，當然，該給什麼分數，就給什麼分數。
我沒有和馮老師交換過這方面的意見。我這麼猜度他，更多是表達了對他的理解，也可以說是作為藝術同道的看法。
誰都會說搞藝術最重要的是自由，沒有自由就不會有個性；但要落實到人際關係、尤其是師生關係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維護他人的自由，既堅持自己的個性，又決不以此來限制、壓抑他人的個性，以至欣賞、鼓勵他人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就不那麼容易了。
只有那些真能認識到藝術本身比個性和門戶（有人說“門戶”是被放大了的個性，在我看來恰恰相反，是受限和受困的個性）都大的人才能有這樣的胸襟，才能既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也分享他人的自由。
進內蒙藝校時我沒想過會學作曲，而直到從天津音樂學院畢業，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唱歌；然而，我終於是以唱歌出了名，立了身。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一個兩度違背師門的人，但現在，我的兩個老師都特以我為傲為榮，跟誰都說“騰格爾是我的學生”。
路是我自己趟出來的，但我不會忘記，我曾一次次邁過命運的十字路口，一次次經歷那些更多被偶然性支配的時刻。假設呼力亞其老師和那位教笛子的老師一樣嚴苛，我完全可能一輩子都是個教三絃的。
我轉來轉去轉到了唱歌上，或許如前所說是一種“天意”；那麼，我總是能碰上好老師，是否也應該歸於“天意”呢？不，我寧願請你們和我一起慶幸。
還有當年我在縣一中時的班主任老師。前兩年我回老家搞了一次中學同學的聯誼會，把他也給請來了。快30年了，搞這樣的聚會還是第一次，大家那個高興。
後來我和班主任老師時不時會通個電話，幾乎每次他都會說，哎呀當時真是特別對不住你，希望你不要往心裡去。他是說我當年差一點自殺的事。
其實我那次鬧自殺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告發我的人越過了他，而找我的是校長；我的遺書也沒有交給他，而是交給了班長，然後班長直接就去找了我哥。看來真往心裡去的不是我而是他——這麼多年了，還在為一件不該他負責的事內疚不已。
我怎麼淨碰上了些好老師（2）
不用說，每當他這麼說時我都難過得要命。我一再向他解釋說沒什麼沒什麼，不要說您，就是校長，就是那個告發我的人，我也早就徹底原諒了。當時就是那麼個形勢嘛，就是受的那種教育嘛。可他像沒聽懂似的，還在一個勁兒地道歉，說無論如何，我都是有責任的，弄得我都有點怕了。我想他是不是老糊塗了？
直到有天亂翻報紙，看到一篇討論經歷過“文革”的知識分子該不該懺悔的文章，我才豁然醒悟：老師並沒有老糊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