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藝術人生: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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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盡相同。能不能這麼理解：職業道德就是職業所要求的道德，說白了就是被內化了的“行規”，其本質是他律的；而“良知”先於甚至無關於職業選擇，它是一個人對自己的內心要求，其本質是自律的。

哎呀，我怎麼跟教授似的玩起了定義？但既然義都定了，那就像小時候上語文課那樣，“試舉例說明之”吧。

比如演出中（而不是在錄音棚裡……那需另說）假唱的問題。這是當代流行樂壇的一個痼疾，觀眾對此深惡痛絕，卻又不絕如縷。從職業道德的角度看，這是必須受譴責的。因為觀眾花錢買了票，那張票相當於經過公證的合約；你又拿了出場費，幾萬、十幾萬地拿，那是根據和主辦方簽訂的合同，同樣具有法律效應。有誰願意花錢訂一個假合同呢？然而你卻假唱；違約掙昧心錢不說，還至少愚弄了觀眾（主辦方的情況要複雜一些），傷害了他們的感情。嚴格地說，假唱不僅違反了職業道德，某種程度上甚至也觸犯了法律，只不過國人善良，迄今沒有人深究過罷了。

從“良知”的角度看，這些嚴重性都同樣存在，但還要多出一點：如果說違約，那麼你首先違背的是你內心和自己的契約；如果說傷害，那麼你首先傷害的是你自己的內心。道德、法律意義上的違約尚可彌補（比如退款、賠償），但內心的自我背叛和自我傷害卻無可救藥！

我之所以從不假唱，信守職業道德當然是一個方面，但從根本上說，是害怕面對內心的傷口，害怕那隨之而來的無窮無盡的自我譴責。我會時不時地提醒或安慰自己：你是本著你的“自然”和“良知”進入這一職業的，不是因為進入了這個職業，或者為了在這個職業上混出點名堂，才去做一個“遵紀守法者”的。

而令我初感震驚，繼而不解的是，對某些歌手而言，我所謂的“良知”似乎從來就不是個問題。比如XX曾經在電視上公開指責說，XX演出百分之八十都是假唱；而XX對此的回應竟然是：XX，我沒得罪你吧？本來事關職業道德，卻被XX就地轉換成了個人恩怨，而且神色那麼坦然。真是巧舌如簧、臉厚如牆啊！莫非舌頭巧的人就一定臉皮厚，而臉皮厚的人就可以沒有內心嗎？

我欽佩XX的坦率和耿直。老實說，我可沒有他那樣破臉的膽氣。我在這方面恪守的信條是：各人但行其是，最終必有果報。

這“必有果報”的信條來自佛家，說來也是我“工作得像一個勞模”的依據，因此也不妨歸入我的“自然”和“良知”之道。不愚弄觀眾、不玩花活是底線，它還要求我把追求最佳效果和行善積德等量齊觀。我在這方面一絲不苟的較真程度有時會讓我的助手非常緊張。錄音機的轉速是否合適？音箱是否調整和佈置得恰到好處？諸如此類都會影響我的發揮，因此一點馬虎不得。誰讓我的耳朵那麼好？這時你再怎麼叫“騰哥”都沒有用。

前兩年在湖北演出，班底是青海省歌舞團。他們那個CD機都老掉牙了，連個遙控器都沒有。那次也是一時大意，事先沒檢查，結果我上去以後，那個機器不讀我的碟，愣把我晾在了臺上。不一會兒觀眾就開始喊，把我氣得。據說我轉到後臺時臉陰得像鍋底，聲音沉得像黑洞，用勒令的口氣讓他們趕緊換。好在主持人趕緊躥出去講段子緩和氣氛，又及時找到了另一臺機器，演出居然還很成功，於是又對人家千恩萬謝。第二天我就親自上街買了一臺新CD機，以公司的名義送給了青海歌舞團。

從此我出去演出，每次都帶自己的音響師，連去美國時都不例外。以前吃過他們的虧，以為美國嘛，不會有問題。結果到那裡一看，糙極了，還不如國內。我的音響師邵勇那真叫棒，經他除錯的音響，我唱著舒服，底下聽著也愜意。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不僅是個好音響師，還是個大善人。

2001年美國發生了“”，當時我正好在美國。一個星期後，我在洛杉磯開了我的個人演唱會。唱《天堂》，獻哈達。媒體那通炒，有說我不怕死的，有說我用歌聲向恐怖主義宣戰的，不亦樂乎，都是扯淡。誰不怕死？歌聲又怎麼能和恐怖主義抗爭？不過，除了履行合同、信守職業道德外，我也確實有一點其他的想法。這想法就是：當此恐怖主義陰雲密佈、人人心中驚惶不定之時，我祝福的歌聲或許能給他們帶來些許精神上的寧靜、情感上的慰藉？果然如此，那我的德可就積大了。

“必有果報”不必都要等到來世，也可以有所謂“現世報”。我就享受過它的眷顧。

是2003年8月1日，在湖北黃石。那幾天正逢高溫天氣，當晚室外氣溫四十度；黃石體育館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