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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只要遵守規章，當然也有權利去租用兒童車，這與一般遊人租車給孩子坐是一樣的。因此，這就不能因為坐車的是記者的孩子，便說這張照片是虛構或不真實的。
但隨著大量文字記者加入討論，在隨後的3個月內，攝影組的記者們對杜的行為及這張照片是不是“擺佈”等問題，意見開始出現了分歧。不過這種分歧大多停留在私人交流中，很少見諸文字。
一些文字記者傾向於認為杜這樣做應屬於“虛構”與“擺佈”，分社領導沒有批發這張照片是對的。攝影記者帶去的人，目的不是遊園，而是為了給攝影記者當新聞圖片中的“模特兒”。
顯然，文字記者的加入，使得討論增加了不少思辨色彩，並使問題得以延伸：
為什麼攝影記者不能拍攝遊人租車，非得帶自己人去，是不是沒有人租車，我們既要拍攝公園設定的兒童車，就應該注意租用這些兒童車的人，沒有人去租用，報道兒童車就成為毫無意義的事情。因此，“人”在這張新聞圖片中，構成了主要的要素，而這張圖片的主題恰恰在這裡，乘坐兒童車的，推兒童車的，都是我們記者的孩子。
有人提出了“按照攝影記者們的邏輯”這樣的話題，把杜的問題擴充套件到了問題提出初期還意見一致的“攝影記者們”身上，從而形成討論過程中部分“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對峙的意味：
當然，記者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也是國家的幹部，按照攝影記者們的邏輯，記者的孩子“有權利”租坐兒童車，因而也“有權利”被當新聞人物來拍攝了。
北海公園事件（2）
問題更被推而廣之：
攝影記者帶自己的孩子充當“演員”或“模特兒”，可以在選取角度上、構圖上更方便，這似乎是採訪中的“捷徑”，如果推而廣之，我們拍攝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其他什麼展覽會，都可以叫記者本人或家屬充當“參加者”，採訪人民選舉等等也可以依此類推或效仿——這種做法我們想是不應該被承認的。
此刻，*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自1953年，他所供職的新華社對照片的“擺佈”、“組織安排”、“客裡空”、“虛構”、“造假”等問題正進行著熱烈的討論，包括總社、各地分社在內的一批人都參與到討論中來了。而此刻，如果自己的照片，被當作了“擺佈”的典型，那恰恰就撞在了槍口上，無疑會給自己的職業生涯抹上一筆黑。而在這一年的5月4日，*曾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作《生活現象的圖片不擺佈也可以拍攝》。杜介紹自己4月中旬拍攝的一張北京市青少年在北京名勝八大處春遊彼此“讓水”的照片，結論是“生活現象不擺佈，是完全可以拍攝的，問題在於必須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現場進行詳細觀察和深刻的思索”。他還進一步說：“只有對一個題材發生了感情，才能抓到生動的東西。怕麻煩，怕跑路，藉助擺佈去工作，要想拍出生動的現實生活的場面是困難的。”
怎麼把杜先前的話語與“北海公園兒童車”照片的出現對應起來呢？
另外，是否存在“公物私用”的問題，在杜那裡也一定有不小的壓力。在那個年代，公物中一張紙、一張膠片的使用與去向，都是嚴肅的問題。“勤儉”、“節約”、“反貪汙”、“反浪費”是當時的主題詞、流行語，在1952年的“三反”過程中，就有新聞單位工作人員因用了公家的信封去寄私信被定為“貪汙”。
我們的膠捲是從國外用外匯買來的，像這樣既不重視質量又不注意節約膠捲的做法是不對的。
這是杜的一位同事在1957年2月下旬部門業務總結時說的一句話。沒有證據表明，他的言論是針對*拍攝兒童車一事，但從這句話可以看到來自同事們的自律要求。那一階段，要求記者、編輯注意節約、杜絕浪費的呼聲很高。其中，針對攝影記者“揭發的情況中較為嚴重的是”：
有人把公家的器材用於非公，把整卷的膠片為朋友、同志、親戚、家屬拍照。
杜寫了一篇陳述，為自己的行為做了辯解，他堅持認為“北海公園兒童車”這張照片“不是虛構擺佈的”。他說自己的出發點是，不僅要表現公園有兒童計程車，而且還要表現兒童對小車的喜愛，因而需要選擇活潑和熟悉的小孩來拍攝。
針對有人提出這樣做是“客裡空、虛構與擺佈”的問題，杜堅持認為“這樣做是可以被允許的”，並且把問題引到了新聞照片的真實性上去。
我想帶自己的小孩和熟悉的小孩拍是會拍得比較理想的。這樣做應該就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