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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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甚至爭論。在當年那場觸動整個新聞攝影界的“真實性”問題討論過程中，他是為數不多的直接談論新聞攝影的基本特質，把討論引入正題的人。

而在1957年“反右”以後幾年的新聞攝影界，在大多數時刻，政治表態的重要性已遠勝於對具體業務問題的探討。這絕非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是日常工作本身。

發言者提出拍攝新聞照片可以事先建議。他列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有一個記者拍攝賀龍同志參觀“全國優撫展覽會”，其中一個展室展出了一把菜刀，說的是一位復員軍人一把菜刀起家，辦起工廠的事。記者知道賀龍當年一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但這次參觀時，賀龍不一定去這個展室，於是便向有關人員建議，請賀龍到這個展室參觀，結果拍出了很好的照片。

發言者發言完畢，謝漢俊隨即做了即席發言，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認為這樣做，不是“報道事件”，而是在“製造事件”。

××同志舉賀龍副總理看菜刀那張照片的例子，我認為記者是在製造照片，因為賀龍副總理原來並沒有參觀那把菜刀的意圖（實際上，恐怕他並不知道有那把菜刀），而是記者主觀地請他去看的。這樣的照片，用來說明賀龍副總理和菜刀的關係——一種沒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社會現象（事實）那是很好的，但卻不能作為賀龍副總理“參觀菜刀”的新聞圖片。

謝漢俊繼而提出自己對“新聞圖片”的理解：新聞攝影記者在報道新聞圖片時，是以記者身份出現的，而不是一位事件的製造者。就是說記者必須依從當地、當時所發生的事件進行報道，而不是一位事件的製造者。因此，若是事先建議，那就不是報道事件，而是在製造事件。新聞攝影記者應該憑他高度的政治修養、藝術修養和技術修養，在複雜的客觀現實中，抓住最有意義、最典型的瞬間進行報道。

謝漢俊毫不含混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報道某時、某地發生某種事件的新聞照片不能允許記者作任何干預。”而這一看法與態度本身，與當年這一領域內的大多數人，包括領導者的意見是不同的。“在不影響真實性的前提下，還是可以適當組織加工的”，這種說法大行其道，並被新聞攝影界上上下下的許多人普遍接受。謝漢俊的發言不是按照事先準備好的、面面俱到的發言稿，而是根據實際情況直接應對所袒露的真實想法。

針對發言者提出的為了使畫面整潔美觀，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拿掉的說法，謝漢俊再次明確表示“我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新聞圖片主要是報道有意義的真實的內容，即使有少許不必要的東西，並不影響圖片內容的意義。另外，要丟掉不必要的東西，不一定要用擺佈的手段，記者可以選擇不同的角度、距離進行拍攝，這樣完全可以避免畫面上的某些缺點。“所以，我認為擺佈是沒有必要的。”

發言者提出，“對政治有利”就可以組織加工，甚至擺佈。他舉例說，拍攝群眾反對美國入侵黎巴嫩的場面時，如果當時大家站得很分散的話，就有必要組織大家站攏一些。謝漢俊分析說，記者採訪過程中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是因為記者在採訪之前，就主觀地設想場面，而不是從觀察、分析出發，決定如何報道。

謝漢俊承認報道這樣的時間事件“是很重要的”，但他建議，報道這樣的事件，不一定要拍大場面。他記得一位記者拍攝北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抗議英國武裝干涉約旦，畫面是一個代辦處人員蹲在地上撿抗議書，這就是“一張未經擺佈的非常生動的照片”。

進行發言總結時，謝漢俊再一次表明“我認為組織加工和擺佈都是不好的，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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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裡的莊學本

1949年，年屆四旬的莊學本已不再是那個形單影隻、獨自一人闖進被誣稱為“吃人野番”——果洛藏族的25歲青年、《羌戎考察記》的作者。①　這一年，他有了公職，來到北京，進入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加新政權的民族工作，並先後受到毛澤東、朱德等最高領導的接見。隨後成為新政權創辦雜誌中的一位編輯部負責人。

接下來的1950年至1952年間，莊學本仍然不時奔波在各個民族地區採訪、拍攝，他先前的工作並沒有因為政權更迭而中斷。相反，兩年間，他先後到過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和北方的內蒙古、東北少數民族地區。西南、東北，莊學本所跨地域之廣，這是他以前所沒有的。

數不盡的壯麗的山河，富饒的物產，親愛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