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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親登光極殿,司馬鄴上前叩頭。麴允悲從中來,伏在地上失聲痛哭,扶也扶不起來,劉聰大怒,把麴允投入監獄,麴允自殺。
劉聰任命司馬鄴當特級國務官(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加授最高指揮官劉曜“黃鉞”(君王誅殺時專用的銅斧)、總司令官(大都督)、陝西(西中國)軍區司令官(督陝西諸軍事)、太宰(上三公之一),封秦王。大赦,改年號麟嘉(之前是建元二年,之後是麟嘉元年)。認為麴允忠烈,追贈車騎將軍,追封節愍侯;認為索 奸邪,綁赴街市斬首。晉帝國國務院執行官(尚書)梁允、高階諮詢官梁濬等,以及各郡郡長,全被劉曜誅殺,只散騎侍從官(散騎常侍)華輯逃奔南山(秦嶺山脈)。
幹寶論曰:
當初,高祖宣皇帝(司馬懿)一代英雄,應時崛起,天性深沉,感情不露於外,好像一座城堡。可是,他氣度寬大,有容人之量。雖然用權術統御萬物,卻能夠知人善任。人民崇拜他的才能,偉大的氣象開始有了結構。世宗(司馬師)繼承基礎,太祖(司馬昭)繼承產業,剷除反抗(指誅殺李豐、毌丘儉、諸葛誕等),團結力量。到了世祖(一任帝司馬炎),終於登上皇帝寶座,用愛心厚待部屬,用節儉使國家富裕,和睦而不鬆懈,寬容而能決斷,疆域擴張,包括伊祁放勳(唐)、姚重華(虞)在位時的版圖,頒佈的“年號”推行到四面八方的蠻荒。當時,有“天下沒有窮人”的諺語,雖然還沒有進入真正太平盛世,但也足以說明人民樂意活下去的原因。
武皇帝(司馬炎)死後,墳墓上的泥土還沒有幹,變亂已相繼興起,皇家子弟不能幫助政府維護社會安定,高階官員沒有一個人具有使人民瞻仰信賴的高貴品德。早上還是伊尹(商王朝宰相)、姬旦(周王朝宰相)之類聖人,晚上就成了姒履癸(桀)、柳蹠(春秋時代大盜)之流的奸邪。國家最高權力一直在惡棍手上傳來傳去,保衛中央的禁衛軍,紛紛逃亡到外地;獨當一面的地方官員,沒有強大的軍力;關卡要塞,脆弱得像一根草繩。蠻夷登上寶座,而我們的兩位皇帝,卻喪失尊貴地位(指五任帝司馬熾、六任帝司馬鄴被俘)。原因何在?在於武皇帝所指定的繼承人失去大權,所託付的輔佐人並不恰當,禮義廉恥喪失,卑鄙汙濁的行為太多。
三一六年 丙子(5)
基礎寬廣,房屋就不易倒塌;根部入地深厚,樹木就不易拔出;有條理有節制,秩序才不致混亂;有執著有堅持,人民才不會無所適從。從前的君王,所以能使他的政權長久存在,道理在此。周王朝自從他們的祖先姬棄(后稷)愛護人民開始,經過十六個酋長(王,十六個酋長父子相承,順序是:姬棄【后稷】、姬不窋、姬鞠、姬公劉、姬慶節、姬皇僕、姬差弗、姬毀隃、姬公非、姬高圉、姬亞圉、姬祖類、姬亶父、姬季歷、姬昌、姬發【周王朝一任王武王】),直到姬發(武),才正式取得政權,建立王朝,他們所累積的基礎和深入泥土的根基,是如此的堅固。可是晉王朝興起的景觀,立基紮根的情形,本來已跟前代有所不同;再加上政府中缺少品德純正的官員,民間缺少正直清高計程車紳。風俗邪惡淫亂,崇拜不應崇拜的東西,羞恥不應羞恥的行為。知識分子肯定《老子》、《莊子》才是正統,貶黜儒家學派的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議論的人認為,只說話不做事是境界高超,實踐力行是低賤庸俗。擔負行政責任的人,認為放蕩汙濁是豁達大度,遵守承諾、堅持立場是落伍頑固。進入仕途的人,認為用不道德的方法取得官位,是一種高貴,正正當當靠才幹能力升遷的,受到輕視。手握權柄的人,認為不辨是非,只閉著眼簽字,才是風流灑脫,對勤勞認真則加以嘲笑。
所以,劉頌屢次強調治國方法,傅鹹經常糾正奸邪作風,大家反而抨擊他們只注意俗事。而一些每天除了高唱虛空,不負責任,依附無心無肝的人,卻都名重四海,受到尊敬。像姬昌(文王)那種太陽已經偏西還沒有進餐,像仲山甫(公元前九世紀周王朝國務官)那種日夜都不懈怠的態度,世人會嗤之以鼻,而把姬昌、仲山甫免職,當做一撮灰塵般拋棄。在這種情形下,無論誹謗或讚美,都跟善惡的事實恰恰相反;知識分子全副精力都投入鑽營奔走和拍馬賄賂。有人事權的人,為了安置私人,去選擇官位;當官的人,為了自己利益,才接受官職。豪門大戶、皇親國戚的子弟,可以超越等級,直線上升,根本不受文官制度的拘束。悠悠風塵,全都是爭權奪利之士;高官貴爵成百上千,沒有一個人謙遜推讓。
劉寔曾著《崇讓論》(參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