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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村改革在神州大地風起雲湧，新舊思想相互撞擊。中央檔案在農村政策上雖有鬆動，但包產到戶尚未獲得正式認可，人們思想不定，心有餘悸。關鍵時刻，*站出來支援，為農村改革鳴鑼開道1979年國慶前夕，是我國農村改革的重要時刻，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四中全會，分析我國農業現狀，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研究新對策。會議認為1978年三中全會提出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由於歷史情況發生變化，有些內容應作適當修改。修改後的《決定》，突出強調：“確定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我國8億農民的積極性”，“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權利”；“我們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就是要看這種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決定》還對農村工作提出三個“一定”、一個“絕不能”的要求：“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按照群眾利益辦事；一定要堅持*辦社的原則，尊重和保護群眾的*權利”；“絕不能搞瞎指揮和一刀切”。同時有針對性地指出：“大寨和全國一切先進單位，都要對自己一分為二。”重申：分配上堅決糾正平均主義，可以定額記分，可以評工記分，也可以包工到組，聯產計酬。
三中全會的《草案》有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此次《決定》只提：“不許分田單幹”，對包產到戶則未提“不許”二字，而是靈活地改為：“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語氣十分和緩。《決定》最後表示：“以上各點還不能說是完全成熟的意見，應該在實踐中繼續加以補充、修改和完善。”這是一份充分體現了改革開放精神的中央紅標頭檔案，它就是著名的37號檔案。
正當各地在貫徹執行中央37號檔案和包產到戶有所發展時，新的衝突又爆發了。
1980年一二月間，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加強農村經營管理問題，人們各抒己見。安徽代表從經營管理的角度，介紹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的情況。著重闡述：（一）部分後進農村迫切要求包產到戶。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窮，生產隊家底空，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成為一無所有的空殼。實行包產到戶僅一年，一大批一年翻身，甚至一季翻身。（二）包產到戶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不能同分田單幹混為一談。（三）後進地區長期受極“左”路線之害，如今中央號召加快發展農業，他們對生產隊搞集體生產喪失信心，希望用包產到戶多收糧食，為四化多作貢獻，這是社會主義積極性的表現。
中央五個農村一號檔案誕生記（5）
沒想到這一發言，卻把包產到戶到底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之火燃起了。反對者認為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幹，是資本主義。如果不堅決制止，農村社會主義陣地必將丟失！20多年的合作化成果必將毀於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區和新聞系統、經濟研究部門的代表，支援安徽的發言，認為講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對者人多勢眾，一時形成對安徽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圍攻。雙方唇槍舌劍，氣氛緊張。
國家農委的一部分領導，則表示按中央檔案辦，即“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實際站在反對者的一邊。
1980年1月3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姚依林等聽取了會議情況彙報。華國鋒講話強調：“責任制和包產到戶單幹不要混同起來”，“包產到戶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產上有困難。至於已經搞了的，要認真總結經驗，提高覺悟，逐步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傾向性依然十分明顯。
*在會上一直在沉思。早在60年代初，他就以“黃貓，黑貓，能抓耗子就是好貓”的妙語支援安徽包產到戶。這次會上，他未就包產到戶直接表態，而是講了農村工作中另一個問題，即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說：這是一個戰略思想，我們要按照1000美元這個目標，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考慮農村經濟的發展。現在不定出規劃，不確定目標，四個現代化就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