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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當場落淚，他想不通：我以領袖之心為心，一切都為貫徹領袖意志出發，周旋於各方面之間，盡調協維繫之責，以求國是到達最高境界，奈何不見諒於眾？有的代表勸解那位發言人落座，宣言總算修正透過。陳布雷痛心大會意見之分歧，感到政治這事太難搞，心情抑鬱不振，身體更垮了。
“寧靜致遠澹泊明志”（1）
1938年以前，重慶美專街一帶還是一片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樓，這就是美術專門學校。因為抗戰關係，美專疏遷鄉間，那座樓房就由退到重慶來的國民黨###使用。
山坡上新建了兩所小樓，便是美專街1號和2號。由一條斜街走進1號大門，步上臺階，這就是陳布雷的寓所。1號的樓下，一邊是飯廳，一邊是辦公室。侍從室第2處幾個職員就在室內辦公。樓上的大房間，是陳布雷的辦公室兼臥室。樓下樓梯旁邊有一個亭子間，是翁祖望秘書的辦公室兼臥室，翁是陳布雷的妹夫，曾作過大學教授，他經常守在亭子間內辦公文與接電話。蔣介石的官邸隨時有電話來，翁接聽後立刻報告陳布雷。樓房階臺下左邊另有狹窄的小房間是葉實之秘書兄弟的住宅。臺階下右手補建的一座小樓房，則是第5組辦公室，在這樓建成以前，第5組幾個職員則在2號辦公。
陳布雷這個侍從2處，可謂人員精幹，裝置簡陋。他始終不肯擴大編制，也不肯多花鈔票講究排場，這大概也是蔣介石賞識陳布雷的原因之一吧！
同時，陳布雷自己帶頭，實際上他生性如此，除了公務接洽之外，很少與各機關交際，甚至私人親朋，也很少往來。即使有應酬，也必定問清晤談和餐會的地方有無電話，沒有電話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陳布雷很少外出，一出去也必定留下電話號碼，以備蔣介石的傳見。這也是蔣介石對陳布雷視作左右手的又一個原因吧。
陳布雷一再叮囑2處工作人員，“要保密，不要多嘴”。2處的每一個職員分得的工作只由自己處理，決不告訴任何同事，即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交頭接耳。至於蔣介石的行止，從不探問傳言。因此，蔣介石對陳布雷是十分信任的。
陳布雷白天處理公事，參加必要會議，晚飯後與各組長討論公務，以第四組為中心，幾乎每夜都提出報告，商承處理。如有重要文告，陳布雷就得通宵工作，常常等到清晨發抄，才上床略為休息。不熬夜的時候，也常在11點鐘，先吃兩片安眠藥，精神反覺旺盛，再辦公事，寫文章，或與人談話，至就寢時，加吃兩片或三片藥，才睡兩小時，也就起來了。翁秘書一接到官邸電話，陳布雷就是睡著了也立刻起來趕到蔣介石那裡去。葉實之是黨務秘書，凡中央黨部檔案應請示蔣介石者，即由陳布雷親自進呈核示。這種連日連夜為蔣介石一人效勞的精神，也確實感動了宋美齡。宋美齡總想盡辦法從印度空運三五牌香菸、美國奶粉，按時送給陳布雷。
于右任陳布雷最大的任務是為蔣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從室後，除非陳布雷患病休養，一應重要文告幾乎都是陳布雷起草的。但陳布雷守口如瓶，持身謙抑，從不對外人談說過任何文告的草擬經過與政治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執筆的；就是他自己寫的《回憶錄》中也只提到少數文告是由他奉命起草的。陳布雷後來以撰寫文告知名於世，而世人卻很少知道他草擬文告的嘔心瀝血的過程。“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個字，都是委員長的。”陳布雷說過，而蔣介石對於一篇文告，常常是修改再修改，至少兩三次易稿，多至有18次易稿的。為了一氣呵成，為了保密，陳布雷甚至午飯或者一日三餐都不下樓。
1939年12月26日，是陳布雷的50歲生日。但是他不願祝壽，在前兩天，他找了程滄波商量：“滄波兄，佈雷五十初度，大哥（堂兄陳屺懷）、四弟等均來函問訊。我恐友朋祝壽，意欲避開一兩天。”
當時程滄波住領事巷康心之公館，地方幽靜而寬敞。程滄波說：“我與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請你到領事巷住兩天吧！”
陳布雷很高興，在12月25日下午，移居領事巷。可是程滄波卻為陳布雷佈置了一間簡單壽堂，掛上壽聯，高燒一對紅燭，還有葉琢堂等人送的兩隻花籃。
“我準備晚間為先生舉行小酌，只請了于右任、葉琢堂、張季鸞、邵力子諸先生，還有康氏昆仲，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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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靜致遠澹泊明志”（2）
“滄波兄，我意避壽，反而擾兄為我祝壽，真是不勝慚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