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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任總編輯時，與沈鈞儒共事過（沈是主筆），兩人私交甚篤。陳布雷在日記中對沈鈞儒多有詬病，那是他的立場所至。據說廬山談話會中，葉楚傖想讓沈鈞儒等俱悔過再由杜月笙保釋，送到廬山開會，以掩飾當初逮捕七君子並未做錯。當時陳布雷、張季鸞都在場，蔣介石說“不要這樣麻煩了”，葉楚傖卻說：“鈞座放心，沈鈞儒已同意這樣安排，”蔣指示“一定要在開會前把他們送來，”誰知沈鈞儒等不買賬，寫了一篇“答辯狀”，當時報上不敢發表沈等“答辯狀，”張季鸞當然經陳布雷默許，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沈等的“答辯狀”，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無條件出獄，被接至南京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張季鸞特地在中央飯店門口迎接。陳布雷雖未直接與沈等接觸，但他是預設張季鸞這樣做的。西安事變，陳布雷透過張季鸞的《大公報》，連續發表社論，指張學良“叛國”，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送蔣回京，被軟禁起來，張季鸞認為張學良悔過“是真誠的，”這一點陳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說，1937年6月初，張季鸞去廬山參加談話會，張季鸞還向蔣力諫放張，蔣介石不表態，張季鸞激動地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1937年7月19日，蔣介石召集在廬山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達成改組工農紅軍為國軍共同抗日意見，召見了張季鸞，陳布雷也在場，蔣只告知張一個字“打”，張就逢人便說：“《大公報》方針已定，我剛才見了委員長，他表示抗戰決心已定，一個字——打！”《大公報》就全力宣傳抗戰，陳布雷其力乎！
其後，王芸生接了張季鸞的班，在陳布雷日記中，代替張與陳打交道，陳布雷代表國民黨控制《大公報》，主要透過張季鸞、王芸生等之私交，並不強制下令，而是潛移默化，讓新聞界為國民黨做“小罵大幫忙”的事，當然，在愛國這一點上，張季鸞應該說是不虧的，當然，陳布雷在經濟上也幫了《大公報》不少忙，戰時外匯很緊，陳布雷在日記中常記有給《大公報》搞了幾十萬美金以購買裝置和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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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對子女、家鄉情鍾萬千
從1940年到1942年，陳布雷對大哥與四弟和子女仍寄以極大關心，特別是對他的愛女陳璉，因1941年“皖南事變”，一度失蹤，陳布雷更是日夜焦慮，他託他的外甥翁澤永給郭沫若當秘書之便，向周恩來打聽過下落，1942年初得悉陳璉行蹤後，在日記中幾乎有20幾次記到憐兒怎樣怎樣，一片愛女之心躍於紙上。
1941年9月14日日記中記到對子女教育，那一天是星期日，陳記：“七時起，為邁、遠、遂三兒各書一自省課目，召集講解之，蓋性行各有偏至與缺點也，講畢付之儲存，細兒亦與於聽講焉，致泉兒皓兒各一書……”，這時陳璉已失蹤幾月了，陳布雷覺得非要加強對子女的教育和管束了。1942年元旦，正逢其妻子王允默50歲生辰（1月26日），陳布雷在元旦日記中記：“……十一時到官邸謁委員長。行禮畢並報告數事，旋奉命至交通銀行訪友未遇，留剌而歸，即偕九妹、細兒等回老鷹巖，今日為陰曆十一月十五日，並預祝允默五十生辰（一月廿六日），特在山寓備酒餚湯糰，集家人作一日之歡，餚饌系四弟望弟所備，到四弟、七弟、二兒、三兒及實之、積祚等十六人，歡敘至四時始散……餘飲白蘭地二杯餘，酣睡至七時始起，精神愉快，八時略進稀飯，集家人歡敘一室，並聽廣播，以終年勞碌，今日完全休息，十時即就寢。”這可以說在戰時陪都一次家人的難得的團聚，就是缺了一個他心愛的憐兒。但是過了一個多月，陳璉突然有訊息了，實際是1941年皖南事變後，陳璉根據組織上佈置，離開西南聯大，轉移到雲南農村隱蔽，後來黨組織見一個女孩子，在農村長此以往不很安全，就指示她可以回到重慶，所以她先與在雲南昆明的八叔聯絡，1942年2月7日，陳布雷日記中記：“……七弟、細兒來，聞憐兒有訊息，且悲且喜……”2月8日日記中又記：“……今日續有二喜訊，一為六弟安抵肇慶，一則憐女已有來函告行蹤也……”陳布雷在日記中還坦露心境：“……七時，惟果伉儷攜兒女來，留共晚餐，此心乃怡悅，餘近年最愛與十歲以下小孩接近，殆老年心境歟。”但陳布雷心境還是煩憂的，2月12日日記中記：“今日天氣嚴寒，為四川所罕有，餘心中忽感繁亂與悽苦，竟日不歡……自七日以來此心即感極端之沉悶，強自鎮抑，不使發作，允默知餘心境，遂亦留此相慰，餘細思煩悶之由來，當有數因：（一）時局日益緊張，今後一切應付，彌感艱難，孱軀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