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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我的心已死了……”他一下子撲到陳布雷的遺體上去,幾個侍從忙把他扶起來。
宋美齡在陶希聖的陪同下也上樓來了,她穿著黑絲絨旗袍,步履沉重。走到陳布雷遺體旁,看見陳布雷那蠟黃乾枯的臉,不由得閉上了眼睛。她的兩隻手顫抖著合了起來,擺到了自己胸前,她的嘴蠕動著,眼角里滴出幾滴晶瑩的淚珠。
她對站在床旁的王允默和陳璉說:“陳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總統向你們表示慰問。”
王允默輕聲悽然道:“謝謝夫人,謝謝總統。”
陶希聖說:“陳夫人,總統的意思,對陳故中委擬舉行國葬……”
王允默倒是頗能體會陳布雷之遺願的,她緩緩地道:
“先夫不幸謝世,允默哀痛昏迷,方寸已亂,身後各事,幸賴諸先生協助,情高誼厚,慰激無極。”這個身材矮小、外貌不揚的婦女確是很有文才。“惟思先夫一生盡瘁國事,衷心惟以國家人民為念,而立身處世,尤向崇儉樸澹泊,故喪葬諸事,深望能體其遺志,力求節約……”
“有什麼困難,你儘管來找我,我們會幫助解決。”宋美齡的上海官話講得很動聽。“這也是總統的意思。”
“謝謝夫人和總統的好意,”王允默的寧波官話也講得很流利,“先夫生前因愛杭州山水之秀,曾於範莊附近購地一方,並有終老西湖之想。故長眠之地,似宜擇定杭州,並即在該地築造一普通平民之簡單墓穴,碑刻‘慈溪陳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鐫刻職銜,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遺言謂,書生報國,恨無建樹,且今日國家變亂,人民流離失所,更何忍糜費國家金錢以為一身榮哀。故國葬和公葬之議,務祈夫人及諸先生婉為解釋辭謝。”
宋美齡回去給蔣介石講了王允默的態度,蔣介石在房內踱了幾圈,他一邊踱步,一邊思潮翻滾,自從戴笠死後,他又一次感到若有所失。他對這個追隨他20多年,日日夜夜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是一塵不染的人的死去,確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了發抖的手,戰戰兢兢地寫了一幅橫匾:“當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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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痛失“文膽”(1)
陳布雷究竟是心臟病發作還是自殺,新聞媒體上逐步明朗化了,而且蔣介石一定堅持要國葬、公祭,做足了文章,一方面他也出於真心,一方面是以此安定人心。
南京《中央日報》在陳自殺後有一篇社論已經點明瞭:悼念陳布雷先生
陳布雷先生逝世的訊息,我們以新聞界一分子的資格,率先報道於社會,亦率先為文以致其哀悼之忱。佈雷先生是新聞界的前輩,自許身國家從事政治之後,對於新聞界仍然是在關切,也仍然是在指導。在新聞界的同仁心目中,佈雷先生之受欽敬,有影響,不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地位之崇高,他並沒有赫赫的官階和職名,而是由於他有誠意、有熱情、有遠大的見解和深遠的觀察力,足為我們新聞事業從業者之明燈。
佈雷先生在上海《商報》主持筆政,運用他如椽之筆,為國民革命作先驅,寫成中國新聞學史上光明無比的一頁。自此以後,二十餘年來,他常在總裁蔣先生的左右,抗戰八年之中,所有政治上的事務,幾乎是薈萃於一身,承最高領袖之命以為處理。不知者往往以文筆之謹嚴而華縟,沉著而劉麗,稱道佈雷先生。知之者對於佈雷先生功在國家而不居其名,尤致其無限的景仰。他的地位是政治中樞的裡層,他的胸境和眼光卻永遠是學者的氣度與客觀的觀點。他的生活更是書生的生活。他對於國事,懷抱著誠摯的責任心;卻又保持著空靈的觀察力。他處理政務,必使精神貫注到最後一個字。他撰寫文章,必瀝心力至最後一滴血。在佈雷先生五十八壽辰之夕,他對二三親友說道:“大家都說我能作文,其實我只是能盡心。”今日這樣一位盡心國事的先進,離開了我們的國家,離開了我們的政治中樞,離開了我們新聞界,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王安石說:“環顧其事無可憂,憂必在於天下。”佈雷先生一家生活樸素,薄俸足以自給,實無可憂。他的思慮完全是為了總裁。他的憂勞,完全是為了國家。他是一個富於憂鬱性的人。他的憂鬱性完全是他沉重的責任心的產物。他久患失眠症,幾乎每夜非服藥不能入睡。這就是他心臟病的根源,也就是他責任心和憂鬱性的成果。
今日中國繼八年抗戰之後,又進入艱苦無比的民族內戰。政治中樞正需要佈雷先生繼八年抗戰之後,再度貢獻其心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