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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為日本依傍無主之國論闢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凌逼之氣勢也。既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誌；亦均紛紛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事後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為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將信將疑，但至少與彼邦主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雲。”
侍從室與陳布雷（1）
蔣介石侍從室這一機構，過去是非常惹人矚目的。因為，首先它是蔣身邊的一個機要部門，得悉最高機密與內幕；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蔣介石的意旨辦事的，權力很大，也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凡是下面要呈報情況、打通關節，最便利的捷徑便是透過侍從室；而侍從室放出去的人員，也大多在國民黨軍、政界擔任要職。
侍從室這個機構的成立，大致經過兩個階段。在1932年一·二八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擔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下，到處“剿共”，在漢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行營；他時常出發到鄂、贛，親自“督戰”，隨身帶著幾個秘書、副官、參謀人員。當時楊永泰建議，把這些跟從他的親信組成一個侍從室，列入南昌行營的編制之內，這是初期階段。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次年在陝甘寧邊區建立了根據地，一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蔣介石準備召開“國大”，這10年間，侍從室不斷擴大，從原來的第一、第二兩個處擴增到三個處。這是侍從室發展的重要階段。陳布雷在侍從室二處任主任，一直到1945年11月底侍從室撤銷，分別編入“國民政府”（後改為“總統府”）參軍、文官兩處機構內，成立了軍務、政務兩個局，陳布雷當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府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
陳布雷在前十年，基本上還是客卿身份，蔣有要事召來陳，陳為蔣起草重要檔案。自從到了侍從室後，才直接秉承蔣的意旨辦事。要說清楚陳布雷與蔣介石後期的關係，先得把侍從室這個機構的性質、任務和內幕介紹一下。
侍從室的改組是由錢大鈞、陳布雷兩人直接在蔣介石授意下進行的。時間在1936年1月。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一共調換了7次，按次序是錢大鈞、林蔚、張治中、賀耀祖、林蔚、錢大鈞、商震。第一處下設第一組（簡稱侍一組），主管經理、會計出納、醫療衛生，生活福利（包括對蔣介石個人和蔣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際、接待來賓等項事務。編制人員有組長、侍從副官、侍從醫官、副官、科員、司書以及蔣住宅的看護、廚師、工役等。侍從室第二組（簡稱侍二組）主管軍事參謀業務，從作戰指揮、部隊訓練、國防裝備到交通運輸、後勤補給以及人事考核等等，無所不管。第三組（簡稱侍三組）主要任務是保衛蔣的安全，它在編制上雖屬侍一處建制，但是受侍衛長直接領導和指揮。
1936年2月，蔣介石任命陳布雷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侍從室二處轄第四、第五、第六三個組。各組組長大都是同這一機構共始終的，如侍四組組長陳方，侍五組組長李惟果，侍六組組長唐縱，都一直擔任組長職務。其他人事在這十年中變動也不大，比較穩定。這與侍一處有明顯的不同，大概也和陳布雷這個人十年來一直擔任侍二處主任有關。
侍從室還有第三處，是1940年在重慶建立的，下轄第七、第八、第九三個組，專門辦理人事，全國軍事機關科長以上人員簡歷名冊和全國簡任以上主管人員名冊。
侍從室二處各組的情況大致如下：
侍四組和侍二組同屬侍從室的核心。主管事務是政治、經濟和黨務，也包括蔣介石急辦的其他機密案件。
組長陳方字芷町，江西人。他在楊永泰培養下，在南昌、武昌行營裡任過秘書。陳方，人稱江西才子，處理文書敏捷周到對詩詞書法也有一定功底。1945年侍從室撤銷，成立政務局陳任局長；1949年，他在香港憂憤而死。侍四組組長以外，有侍從秘書、科員、繕寫人員等，總共十來個人。在蔣介石官邸工作的侍從秘書汪日章、俞國華也列在侍四組編制之內。汪、俞主要擔負機要檔案保管、收發任務，蔣出發時，跟隨行動。
侍五組原是蔣介石專為儲備一批行政人員而設。最初由陳布雷自兼組長。組內沒有一定的名額，也沒有固定工作，人員一律按照上校軍銜待遇。約在1939年初，侍五組由汪日章任組長，開始主管國民黨黨、政局級人員的調查考核和安排使用業務。以後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