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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劉表死後，勸他的兒子劉琮依附曹操，也隨之來到許都，跟著立了功。這位被劉表以其“貌寢通脫，不甚重之”的王粲，頗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為建安文學的主力。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痛有倥�昊氐牟嚏��嬋晌郊眉靡惶茫�浩洳嘔�Ａ踣木嗬胝飧鍪貝�劑礁鍪蘭停�蔥湊舛撾奶呈⑹攏�竅嗟弊既罰�⒕哂腥ㄍ�緣摹�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養生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鬥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變，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蔡琰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建安文學的主帥（1）
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的###與安定的關係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
但到了建安時期，因為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亂，接觸到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實景，加之當時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的解放，文人的個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徵。回憶十年浩劫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於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適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於那個###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引起讀者共鳴的。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產物，求全責備，是大可不必的。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起到歷史作用的文學，在文學史上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軔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歷史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從這裡，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裡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