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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了1863年《國家銀行法》。該法案授權政府批准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發行統一標準的銀行券（除了發行銀行名稱不同），這些銀行實際上將發行美國的國家貨幣。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銀行以美國政府債券（Government Bond）作為發行銀行券的準備金（Reserve），實際上將美國的貨幣發行和政府債務死鎖在一起，政府將永遠不可能還清債務。《貨幣戰爭》說，“國際銀行家把英格蘭銀行模式複製到美國的陰謀終於得逞了。從此償還美國政府永久的和永遠增加的債務利息，就像一根絞索牢牢地套在美國人民的脖子上，越掙扎越緊。到2006年，美國聯邦政府共欠下8萬6千億美元的天文數字的債務，平均每一個4口之家，要攤上11萬2千美元的國債，而且國債總額正以每秒２萬美元的速度增長！美國聯邦政府對國債利息的開支僅次於健康醫療和國防，2006年將達到4000億美元之巨。從1864年開始，銀行家們可以世世代代享用國債利息這一美餐。僅僅是由於政府直接發行貨幣還是政府發行債券而銀行發行貨幣這一點看似不起眼的差別，就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不公平。人民被迫向銀行家間接繳稅，為了原本是他們血汗勞動所創造的財富和貨幣！”
對於這種論述，有兩方面的指責。一個是經濟學方面的指責：“債務與貨幣死鎖在一起，其邏輯的必然結果就是債務永遠增加，直到債務貨幣遭人徹底拋棄或者其利息重負壓垮自身經濟發展……從本質上看，儲備金制度和債務貨幣體系是長期通貨膨脹的元兇。”另一個是社會公平方面的指責：“人民未來的稅收不應被抵押，更不應該抵押給私有的中央銀行……美元的發行量越大，（美國）人民的利息負擔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遠無法還清。”
遺憾的是，這兩個指責都不夠準確。針對第一個指責，在一個經濟中，債務總量的增加未必一定就是壞事，前提是經濟本身的總量也在增加。換句話說，如果你把一個國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都看成一個“公司”，只要在這個“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總的資產在增加，總的負債相應地有所增加就不一定是問題。你的“所有者權益”（也就是一個經濟或者一個社會中的公民財富）那一欄的變化既不簡單地取決於總資產的變化，也不簡單地取決於總負債的變化，而是取決於總資產和總負債的相對變化速度。至於儲備金制度，這是現代銀行商業模式的一個基礎。沒有了這個基礎，銀行如果拿進來1美元，也只能借貸出去1美元，扣除了利息支出，銀行業在整個經濟中就成了毫無意義的價值損耗。
針對第二個指責，從本質上說，所有現代金融產品都是以某種形式的“抵押”為基礎，要麼抵押現有的資產，要麼抵押未來將要產生的現金流。資產抵押證券就不用說了，即便是普通的公司債和公司股權，其實也都隱含著“抵押”的概念——債券是以可以用於還債的現金流為“抵押”，股票則是以未來可以用來分紅的利潤為“抵押”。正如一個公司可以把它未來的現金流用來抵押發行債券，一個主權國家同樣可以把政府未來的現金流拿來抵押。兩者沒有太多本質的不同。至於人民的利息負擔是否越來越重，我們只需要看兩個最重要的引數，那就是利率和稅率。今天美國的利率水平同40年前的60年代相比並沒有顯著的變化，公司所得稅率同40年前相比還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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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國民銀行時代的開始
1863年《國民銀行法》的推出使得美國出現了統一的貨幣，聯邦許可的銀行也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
起初，國民銀行的發展十分迅速。不過，這種迅速發展是以州銀行體系的削弱為代價的，這種削弱主要源自於州銀行發行貨幣能力的喪失。然而，新體系的擴張並未導致舊體系的滅亡：存款的增長，加上相對寬鬆的資本要求，使得許多州銀行家相信，即便不能發行貨幣，不取得聯邦許可，他們也能經營下去。也正是這樣，才出現了19世紀*十年代州銀行業的復甦。根據最初的法律規定：6000人以下的小城鎮中，國民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為50000美元；6000到50000人的城市，為100000美元；人口超過50000的城市，為200000美元。而州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往往只需要10000美元。最低資本要求的差異可能正是州銀行復蘇的重要原因：1877年，只有大約1/5的州銀行資本額在50000美元以下；而到1899年，這一比例超過了3/5。正是由於認識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