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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大約有1/5有經濟作為能力的居民從事農業生產。在這裡,畜牧業的專業化是人們一直認真關注的。在各蘇維埃共和國幫助下完成處女地墾荒任務後,哈薩克成了全國糧食的主要產地之一。如果說1940年全蘇聯糧食每38噸中只有一噸是哈薩克所生產,到了1986年,每7噸中就有一噸是來自哈薩克。
總的說來,很明顯,哈薩克需要加快發展加工工業,深加工工業,但是,可惜,進行這種重要的結構改造的時間已經沒有了……
哈薩克在精神發展方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居民中普遍的文盲現象已經消除,形成了一支科學的、藝術的、工程技術的知識分子隊伍,建立了廣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關網。正是在蘇維埃政權時期,共和國發展成為文明的現代國家。它的發展在當時成為蘇聯實行的民族政策成效卓著的光輝範例。
歷史不容抹黑,也不容美化,尤其是當我們從制訂和實現民族政策這一角度研究歷史的時候。民族政策直接影響到非常敏感的、隸屬不同民族的人們之間的複雜關係,需要審慎對待。就我的看法,不能說這裡的一切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沒有問題。過去時代遺留的東西,以及屢屢未能克服的不顧客觀情況超前行動的願望,都對事業造成了根本的傷害。比方說,認為我國民族問題已經完全解決,在這種背景下對民族發展和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實際過程的研究,就常常被簡單的口號代替。
失樂園(3)
學者、文藝界知識分子的某些代表以及政治家們明顯過早地強調了民族的融合。而那些談到每個民族全面發展具有首要意義,應該小心謹慎對待民族傳統和習俗的人,則被斥為民族主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國各級管理機關在作出有關大民族和小民族經濟、社會發展、文化領域的實際決定時,沒有考慮到民族關係的複雜性和它們之間許許多多的細微差異。
不願拋棄陳規陋習,不善於更廣泛、深入、慎重地思考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政策問題,必然會帶來巨大的麻煩,甚至釀成悲劇。
最近15年證明,不管是在俄羅斯國內,還是在國與國的關係中,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在後蘇聯時期一點也不比蘇聯時期小。更何況現在這一問題有時還具有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形式和特點。
我想,大家還記得,早在1988年末,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就已透過了關於共和國主權的宣言。這種做法的特別危險之處還在於,它宣示了愛沙尼亞法律凌駕於蘇聯法律之上。部分竟然有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整體——這種事情看似荒謬,但壞榜樣卻具有傳染性。到了1990年,這種部分超越整體的論題具有了實際的毀滅性力量。
問題在於,正是這一年,全國颳起了當時被稱做“主權大展示”之風。爭獨立的不僅僅有加盟共和國,還有自治共和國、邊疆區、民族區,甚至某些原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地區。在這一刮“主權風”的過程中,對國家統一打擊最嚴重的是1990年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關於俄羅斯國家主權的宣言,它是由俄羅斯最高法律機關宣佈的凌駕於聯盟之上的法律。正是這次行動,意味著全蘇權力和管理中心將不可避免地消亡。這樣一來,也就為消滅統一國家創造了一切條件。
各方傳來的清醒的呼聲,當時並沒有引起注意。比方說,為了努力儲存蘇聯,哈薩克議會曾呼籲那些並不高明的“改革者”要“表現出政治智慧、毅力和民主性,盡一切可能制止將要來臨的災難——我們偉大國家的解體”。他們的話是具有預見性的,也適合於哈薩克:“聯盟的解體必將導致全面崩潰——共和國經濟的崩潰,千百萬人民生活的急劇下降,將會使我們倒退幾十年,將給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合作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害。除了在平等的主權共和國之間簽訂聯盟條約,以此為基礎革新聯盟,別無他途……”
1991年12月1日進行了哈薩克歷史上第一個總統的全民選舉,納扎爾巴耶夫當選。
納扎爾巴耶夫上世紀80年代是蘇聯哈薩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就其職位,他也就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成員。我當時領導蘇聯政府,自然同他有密切的聯絡。那時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個具有非凡才能和分析頭腦的人,性格堅定、目標明確,雖然作為一個國務活動家顯得年輕些。在蘇聯政府的季度擴大會議上,他通常都要積極發言。當然,納扎爾巴耶夫提出的問題主要是涉及哈薩克。他的視野、思維的範圍也很廣闊。後來他成了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