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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事。他們二人還兼任了建築研究委員會委員。
1954年6月,林徽因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8月10日,《北京日報》介紹了她的簡歷。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體實在不能抵禦郊外的寒冷,為方便治療,梁思成在城裡租了房子。由於一時尚未就緒,便搬到陳佔祥家裡去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惡化,住進了同仁醫院。
1955年春節剛過,建工部召開了設計和施工工作會議,各部、局的領導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根據近年來各報陸續披露的基本建設中浪費情況,和設計工作中的“復古主義”、“形式主義”偏向,進行了激烈地討論和批判。
這次會上,還組織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樣。
從此,“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批判,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
十多年以後,梁思成在回顧這場批判時,談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國考察時,國際上新建築理論又有了發展,我深感我國在建築理論上的落後。回國後,我把這些理論貫徹到教學中去。但五十年代初在開展愛國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中,批判崇美思想,把這些新建築理論和我修訂的教學計劃,統統算在美帝的帳上給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築系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時感到十分吃驚,因為它仍舊是沿襲巴黎美院學院派的傳統教育體制。但是當時正是學習蘇聯高潮,認為蘇聯的經驗都是先進的,便把它照搬了過來。
當時,我也深感不解,怎麼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建築和我二十年代在賓大所學的那一套完全一樣?我自己的解釋是:蘇聯建築與歐美折衷主義建築之不同,主要在“內容”上。但是在建築上“社會主義的內容”和“資本主義的內容”
究竟有何區別,我之所以說不清,是因為我不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將來我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時,自然就會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內容了。
我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對於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一提法,感到很受啟發。我想我們新中國的建築也應該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認為我過去研究的那些古建築,它們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至於“社會主義的內容”,則我既不瞭解什麼是社會主義,也說不清在建築中哪一部分才算是“內容”。這一直是梗在我心中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使我從心底信服蘇聯的“民族形式”理論的重要原因,就是莫斯科的美。
那統一考慮的整體,帶有民族風格美麗的建築群,保護完整的古建築。再和英美城市的雜亂無章相比,使我深刻體會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所以我也就努力學習蘇聯,提倡“民族形式”——“大屋頂”了。
我承認,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的思想影響很深。但是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我是反對普遍建造“大屋頂”的,為什麼到了五十年代,反而積極地提倡搞“大屋頂”呢?我想有兩個原因:在客觀上受當時“學蘇”“一邊倒”國策的影響。……主觀原因則是由於我從事多年的古建築研究,對古老的建築形式有很深的偏愛,認為人們反對大屋頂,是因為他們缺少文化歷史修養,有“崇洋”思想。
儘管這場批判只發了十幾篇文章就草草收場,但一場又一場的批判會、討論會,已使他難以支撐。甚至他與林徽因三十年代合寫的《平郊建築雜錄》那篇文章也成為復古主義的典型,一批再批。而這一切都是無法瞞住與死神做最後角力的林徽因的。
梁思成每次從批判會場回到林徽因的病床邊,他們都只是默默地望著,相對無言。
林徽因感覺到,她的生命如下午的日晷,疲憊的影子已經漸漸淡遠模糊。
而逝去的一切卻隨之清晰起來。已經很久不敢再照鏡子了,她怕在那塊明亮的玻璃上,看到她瘦骨嶙峋的面容和一生跌跌撞撞的路程。那無疑是生命中最殘酷的一幕。
護士進來打針了。
林徽因從住院起,就喜歡上了這個圓臉龐的姑娘。當林徽因被疾病折磨得最痛苦的時候,這個小護士一天天地陪伴著。林徽因的生活起居,她都想得很細密,照顧得一應周全。每次打完針,她總是給林徽因唱一支歌。有時還問:“林阿姨,今天我該給你唱支什麼歌呢?”
每次她高興地聽她唱著,有時也隨她輕聲哼著。
小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