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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低，連很多野史筆記也照錄，但即使這樣一部書，也沒有采用“半部《論語》”的記載。
假設野史中的記載是真實的，那趙普的話也說得言不由衷，更顯然很有點獻媚成分在裡邊——
“治天下”是很嚴肅、很複雜的，用《論語》裡邊並不系統的理念，作為某些事務的指導原則，還嫌不足，偏要突出“半部”，有些太搬弄造作了。李敖曾經寫道：“《論語》只不過是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個字的空疏東西，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
說“定天下”更荒唐。趙普曾長期擔任趙匡胤的掌書記（軍務高參），他用來輔佐趙匡胤“定天下”的（其實是“篡天下”），恰恰是謀略變通之術，在《論語》見不到，甚至在《于丹〈論語〉心得》的那些小故事裡也是見不到的。
敢說自己用《論語》打天下的，古今中外也只有趙普一人。連中學生都知道，趙家的天下不是從正路上取得的，《論語》裡哪條是教唆陰謀家們發動兵變的呢？趙普的政治履歷，正可以用來作為提倡“君君臣臣”的《論語》政治理想的反例。
因為這話說得不合事理，所以關於這話是否真為趙普所說，歷代質疑者不絕——北宋上承五代，那是軍閥混戰，軍人習慣了搞政變的時代，所以，宋代開國的國策是重文輕武，大力推重讀書人，到范仲淹的時代，宋朝人的知識理論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此前的歷朝歷代。我們現在說宋朝人寫詩有學究氣，宋朝人還嘲笑唐朝人的詩寫得鄙陋呢。北宋中期有人這樣說：本朝開國的時候，很多人都是在五代時受的教育，所以，連趙普那樣《論語》都讀不全的人，都可以出來當官秉政……言外之意是不屑，因為《論語》在那時候的作用，相當於現在的小學生教材。
但“半部《論語》就能治天下”這個說法卻在南宋時成了定論。當時程朱理學興盛，朱熹著力拔高《論語》，該書被理學家們抬到包打天下、無所不能的程度，甚至認為《論語》裡一句，頂別的書一百句，所以把“半部《論語》”的故事附會到了曾跟《論語》沾邊的趙普身上。《古今源流至論》《鶴林玉露》裡邊的“記載”大概來自這個需要。這和後世商家的“啟發式炒作”有些類似了。
我們的暢銷書“以言取人”，引之為據，這是容易對讀者造成誤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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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大人顧洞庭而言他（1）
——說說《岳陽樓記》裡的三層利害
古人的文章，寫出來了並能夠流傳天下的，有的是用來明道，有的是用來言情，而華麗媚眾之作並不多。此類所謂“言之有物”的好文章裡，也分身外之物和心內之物。而像《岳陽樓記》這樣兼統內外、動心見性的文字，實在有細讀的必要，因為學做文章，僅僅背誦和炫耀是不夠的，關鍵是看他不言而喻的手段。然而很多年來，對於《岳陽樓記》的解析，總是過多地強調字裡行間的華美音階和表層含義，這實在是令人遺憾的現狀。當代人學習古人的文章，首先要看他寫文章時的處境，瞭解他的難處，才會洞見他提筆的可貴和經營的心思。
寫《岳陽樓記》時，范仲淹本人正處在一個失勢後很艱難的狀態。這時候，被貶謫的同黨滕宗諒（即滕子京）讓他寫序，其實是出了個難題。沒想到，范仲淹這篇文字寫得讀來磊磊落落，裡邊餘味卻曲曲折折，實在是可以興邦祛厄的大手筆。
範滕之間的淵源
范仲淹這個人，大家都比較瞭解了。他少年苦讀，中進士授官後在地方上頗有政績，得到晏殊的推薦，入朝當了京官；仁宗初年，他得罪專權的太后而被貶。
後來幾經沉浮，范仲淹臨危受命，又到西北對西夏作戰的前線督軍主事。宋仁宗朝中期，外有西夏強盛，內有暴###民，中央財政緊張，朝廷陷入危機，范仲淹跟韓琦以“知兵事”而入朝，得到重用，任為副相。慶曆三年，仁宗急切垂詢富國強兵之法，范仲淹遂獻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方略，名臣富弼同時亦提出相應策略，仁宗也就採納了。
但新政推行不久，即遭遇內外巨大阻力。慶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被指為朋黨，外貶地方，韓琦、歐陽修上疏幫其辯駁，很快被外放。還有一些人同情新政，或與範富曾有淵源的，也受株連而先後被貶，比如蘇舜欽。
范仲淹在受託寫《岳陽樓記》時，正是慶曆六年年中，他被貶放到鄧州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