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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產黨人應退出國民黨。
在戴季陶等新老右派的鼓譟之下，包括國家主義派的曾琦、李璜在內，演出了一個反對國共合作，反對*主義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他們各自的刊物，如《醒獅》、《孤軍》、《中華教育界》等，甚至連國民黨的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都連篇累牘地刊載反對“赤化”，反對“共產”的文章。周佛海則是這個“大合唱”中的一員干將。
周佛海曾說：他自從被共產黨開除之後，即把共產黨作為敵人，1925年4月，周佛海約集廣東大學的幾位右派教授，如謝嬴洲、黃季陸等人，創辦《社會評論》週刊，其主要目的，“便在反對共產黨”。30創刊伊始，周佛海便以悼念孫中山先生逝世為名，發表了《中山先生思想概觀》一文。
孫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首創的三*義，體現了資產階級*主義者的理想。但是，只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先生對三*義重新解釋，並使之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相結合，才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毛澤東在《論人民*專政》一文中曾說：“孫中山在絕望裡，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但是，周佛海卻違背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以孫中山的三*義，排斥和反對*主義。宣稱只有三*義，才是救國主義；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無論是物的條件和人的條件，都不具備，因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31。
同年8月，周佛海將此文印成小冊子，戴季陶特地寫了《再版序言》，對周佛海倍加讚揚。他在序言中說：“我常說‘從社會進化史的見地，研究兩先生（指*和孫中山——筆者）的思想，可以說，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是第一原則，*的經濟史觀，是第二原則。用*的經濟史觀可以更證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觀的真確，而不能減少中山先生思想的價值。’佛海先生在這一點，和我所見，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較*的唯物史觀，更深刻博大，這是特異於一般盲信*者的地方。”他要人們將此文與他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並讀，這樣，會“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幫助”。32 。 想看書來
加入反共大合唱（2）
周佛海還在《孤軍》第3卷第2期上發表《國民革命中之階級問題》。該文在“孤軍派”的論壇中，是一篇比較可觀的文字。文章雖然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但卻鼓吹緩和階級間的鬥爭，是可能的。他說：“現在無論鬥爭的當事者或局外人，都應促成各階級的分子的民族自覺，以御外侮；促他們的國民自覺，以制軍閥。暫時可不促成他們各階級的自覺，把民眾的注意，都集中到*，民治問題。他們的民族觀念和民治觀念就會濃厚，即階級觀念就會比較淡薄，階級鬥爭就可以緩和了。”9月，他又在《孤軍》上發表《*產與反革命一口號之不當》，在《獨立青年》上發表《再論*產與反革命並答中國青年》等文，為其反對共產黨的反革命行為辯解。
9月和10月間，周佛海臥病上海，11月初，始返廣州。但是，他在廣東大學不及兩週，便以反對“赤化”為名，糾集30餘名教授，聯名辭職赴上海。抵上海後，他親自起草了一份*宣言，發表在上海各大報紙上。他還到上海“持志”、“國民”、“大廈”、“同濟”各大學演講，攻擊“共產主義之不當”。
周佛海的反*主義謬論，受到*主義者的批判。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中央刊物《嚮導》都發表文章予以駁斥。1927年1月24日，瞿秋白在《嚮導》第143期發表《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一文，指出：周佛海說中國國民革命只是打倒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而不是推翻帝國主義，這是錯誤的。“其實，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都能打倒帝國主義勢力，那時帝國主義必然推翻——周佛海等是否趕緊想法去維持他？另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都是國內的鬥爭，互相（不）聯絡，當然更不聯絡國際無產階級（因為這樣，帝國主義必被推翻，與周佛海主義相反）——那時每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力量，又連打倒帝國主義的勢力也不夠。”
國民黨右派的*分裂活動，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宣傳，而且，也採取了分裂國共合作的實際行動。11月23日，以林森、鄒魯、謝持為首的一部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在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了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因會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