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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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對抗，攪得當局人仰馬翻。朝廷上下驚呼“流賊猖獗”，陝西三邊總督武之望害怕承擔瀆職罪，畏罪自殺。一時間，陝西成了一個火藥桶，官僚們視為畏途，沒有一個願意繼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以“會推”的名義，把看不順眼的耿介大臣楊鶴，上報給皇帝，要他出任陝西三邊總督。楊鶴並非貪生怕死之徒，但畢竟一介文人，從來沒有帶兵作戰的經驗，有點猶豫不決。

楊鶴，字修齡，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歷任洛南知縣、長安知縣。萬曆四十年（1612）被提升為御史，履行監察職責直率無忌，遭到當權者排斥，不得不借口生病，辭官而去。天啟初年，他出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依然不改耿直作風，無所顧忌地為熊廷弼辯護，被魏忠賢革職除名。崇禎元年（1628），朝廷再次起用他為右僉都御史，使他感激涕零。為了報答皇上起用於田間的知遇之恩，他在九月初九日呈上一份奏疏，獻計獻策，主旨就是：勵精圖治的要害在於培養元氣。他細細分析國家的三種元氣大傷：

一是小民元氣大傷——從萬曆末年遼東戰端開啟以來，加派賦稅，大肆搜刮，小民元氣大傷；

二是封疆元氣大傷——遼東戰事節節潰敗，西南邊陲又捉襟見肘，兵馬武器糧餉喪失殆盡，封疆元氣大傷；

三是士大夫元氣大傷——士大夫分立門戶，彼此攻擊，跌宕起伏，以後又有“閹黨”專權，屠戮忠良，致使士大夫元氣大傷。如今就好像大病初癒，脈息未調，當務之急在於培養元氣。希望皇上不要急於謀求進取，鎮靜從事。

楊鶴所說的培養小民元氣、封疆元氣、士大夫元氣，並非泛泛之談，而是針對某些高官胸腑間一片殺機，逞一時之快而發的。朱由檢領悟到這層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養元氣，今日要務”，表示讚許。但是掌權的閣部大僚卻以為：“這學問用不得。”培養元氣還不是時候，決意把不隨潮流、獨抒己見的楊鶴排擠出中央政府。這就是吏部會推楊鶴出任陝西三邊總督的背景。

吏部要求他擔任一個人人都不願意擔任的職務，使得楊鶴處境十分尷尬。當時楊鶴已經是都察院的右僉都御史，協助都御史於汴處理院務；按照慣例，擔任這一職務的官員是不應該轉調外任的。但是，皇帝不但批准了吏部的會推，而且特地在平臺召見了他，把平定民變的重任委託給了他。這使他誠惶誠恐，進退維谷，立即向皇上說明，臣實在沒有戡定禍亂的才幹，也沒有治理邊疆的閱歷。朱由檢卻不以為然，一定要他擔當這一重任。楊鶴不好再推辭，否則就有規避風險的嫌疑，而這不是他一貫的風格。

實在太勉為其難了。當皇帝詢問他有何平亂方略時，從無軍事經驗的他只能泛泛而談：“清慎自持，撫卹將卒。”皇帝欣賞的正是他這種“清慎自持”的作風，所以才任命他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總督陝西三邊的軍務。平心而論，楊鶴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御史，卻難以勝任一名總督，這是用其所短，棄其所長。楊鶴日後在陝西的失敗，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楊鶴懷著勉為其難的心情，踏上了去陝西的征途。抵達陝西不久，就遇上了“己巳之變”。當地駐軍紛紛奉調“勤王”——保衛北京，陝西一下子陷於兵力空虛的狀態，根本沒有足夠的軍隊去剿滅到處出現的“流寇”。這使楊鶴處於捉襟見肘的尷尬境地，不得不改變方針，由圍剿改為招撫。這是事勢的必然，不得已而為之。不過，話要說回來，在圍剿與招撫之間，一介文人出身的楊鶴，當然比較喜歡招撫。

而這一抉擇，恰恰與皇帝當時的主張不謀而合。

崇禎三年（1630）二月，總督楊鶴正忙於督促勤王兵前往省城，造反武裝乘機攻打宜川縣城，包圍韓城。陝西巡撫劉廣生截留勤王兵反擊，解了韓城之圍。皇帝朱由檢獲悉此事後，作出如下批示：由於招撫失宜，才導致民窮為盜，陝西地方官今後還必須“察吏安民”，營造“平康之治”。在他看來，民變是因為“民窮為盜”，而“民窮為盜”是因為政府的招撫失宜，今後如果在“察吏安民”方面下功夫，在安撫、撫卹、招撫民眾方面下功夫，那麼“平康之治”並不難實現。

陝西三邊總督楊鶴的敗局（2）

此後陝西籍的御史王道純向皇帝報告：陝西“流寇”之患已有三年，而人情倉皇震動，是什麼緣故？原因在於三年沒有下雨，一斗粟賣到白銀五錢；軍隊長年缺餉，士兵飢寒。在這種情況下，綠林好漢一聲號召，風聲鶴唳，強者攘臂而造反，弱者俯首而跟進，貧者企求以此暫緩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