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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閹黨，除惡務盡（4）
接著給事中霍維華全盤推翻“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結論，攻擊了劉一璟、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等正直官員。霍維華的這篇奏疏洋洋灑灑幾千字，等於為日後的《三朝要典》奠定了雛形。無怪乎魏忠賢要對他大聲喝彩：“這本條議，一字不差！”
天啟六年（1626），經過幾個月的炮製，二十四卷《三朝要典》出籠。這部書的總裁是內閣大學士顧秉謙、李紹軾、黃立極、馮銓，副總裁是禮部侍郎施鳳來、楊景辰，以及詹事府詹事姜逢元等。顧秉謙還代替皇帝草擬了“御製序”，企圖用這種皇帝“欽定”的方式來統一輿論。
怎樣看待這部先帝“欽定”的、並且有“御製序”的著作，在當時無疑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就其內容而言，這部書與當前的政治形勢已經格格不入，必須予以否定；然而要否定一部有先帝“御製序”的書，談何容易！如果繞開它，或者擱置不議，那麼清查“閹黨逆案”勢必難以深入，而不了了之。
首先觸及這個問題的是，新任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別如綸。他在崇禎元年（1628）三月的奏疏中指出，皇上登極以後，陰霾煙霧完全消失，不過政治是非還未澄清，這就是對《三朝要典》的看法。被《三朝要典》指責為“奸邪”而遭到排斥驅逐的，都是皇上給予撫卹、給予諡號，讚許為“理學節義”的大臣。如果至今仍要把《三朝要典》看作信史，那就沒有是非可言了。錦衣衛的許顯純之流受魏忠賢指使，迫害楊漣、左光斗等人，所謂“供詞”，都記載在《三朝要典》，難道不應該刪除嗎？崔呈秀早已抄家戮屍，他的一篇文章還赫然列於該書篇末，難道還要儲存，繼續和皇上的諭旨對抗嗎？
也許別如綸對於《三朝要典》的批判沒有抓到要害，特別是它過於強調該書的論斷多與皇上聖意相矛盾，顯然把朱由檢和朱由校置於對立地位，這是朱由檢不願意面對的難題，所以他在批示中一再反問：“有何矛盾？”因此它沒有接受別如綸的請求。
一個月以後，翰林院侍讀學士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並且把別如綸刪改《三朝要典》的建議，升格為銷燬《三朝要典》。這一回，朱由檢毫無反感地欣然同意，因為這樣就徹底解決了“有何矛盾”的棘手問題。
確實，倪元璐的政治眼光勝過別如綸一籌，他在題為《公議自存私書當毀》的奏疏中，寥寥數語就點破了《三朝要典》的政治目的：“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之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黨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這實在是令人佩服的深刻分析：表面上是寫歷史，實質上是借歪曲歷史來鎮壓反對派。中國曆來有借古諷今的傳統，魏忠賢居然可以借“史”殺人，宵小之徒可以借“史”升官，歷史經過他們這麼擺弄以後，變得面目全非了。經過這樣的分析，倪元璐得出結論：梃擊、紅丸、移宮這“三案”，已經成為天下之公議，《三朝要典》則是魏忠賢的“私書”，刪改是徒勞之舉，必須徹底銷燬，然後開國史館纂修《天啟實錄》，留下一段信史。
朱由檢非常欣賞倪元璐的主張，要禮部會同國史館詳細議論此事。多數大臣傾向於銷燬《三朝要典》。但是事情並非一帆風順。
翰林院侍講學士孫之獬彷彿面臨滅頂之災，跑到內閣力爭，此書不可毀，說罷號啕大哭。御史吳煥立即予以駁斥，抓住孫之獬強調“不可毀”的主要理由：先帝的“御製序”豈可投之於火。他說：這是以“御製”二字壓皇上不敢有所動作。內閣大學士來宗道與“閹黨”有染，竭力為孫之獬辯護，代皇帝起草諭旨，輕描淡寫：“孫之獬已經回籍，詞林閒局，不必過求。”兵部尚書霍維華當年是編撰《三朝要典》的吹鼓手，生怕連累自己，也極力主張此書稍加刪改即可，不必銷燬。
清查閹黨，除惡務盡（5）
由此可見，如果不銷燬《三朝要典》，勢必為“閹黨”餘孽留下回旋餘地，後患無窮。
有了這樣的輿論準備，朱由檢終於下定決心，不再顧慮“御製序”，以及兄弟之間“忍心狠手”的譏諷，在崇禎元年（1628）五月初十日下達諭旨：把皇史宬收藏的《三朝要典》予以銷燬，並且傳示全國各地官府、學校，把此書及其刻板全部銷燬。從今以後，官方不得再以此書來定褒貶，人才不得再以此書來定進退。
真是快刀斬亂麻，雷厲風行，痛快淋漓，毫不拖泥帶水，顯示了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