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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既然已經葬入田貴妃墓中，改葬似乎有背禮儀，便把田貴妃墳墓改名為思陵。
如果說，上述舉措帶有明顯的“為爾雪君父之仇”的政治目的，那麼順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即順治帝）下令修繕思陵，則是從表彰朱由檢的道德層面考慮的。這位年輕的皇帝給工部的諭旨說：“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顯然，他認為朱由檢是孜孜以求地在治理國家，最後以身殉國，應該予以表彰，否則，後世人們會把他與沒有道德的亡國君主相提並論。為此，他特地書寫了一道碑文，勒石以後，立在思陵前面，目的就是為了“以垂不朽”。據營建思陵碑的大學士金之俊說，清世祖對於明朝滅亡的緣由瞭如指掌，知道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並非亡國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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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4）
“思陵碑”是一個四邊各長四丈四尺的方形建築，中間有一個龍首龜趺石碑，高一丈六尺，寬六尺，正面鐫刻九個金色大字“大明壯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學士金之俊寫的“奉敕建明思陵碑記”。享殿中供奉木神主牌位三塊：中間是皇帝的，左面是周皇后的，右面是田貴妃的。
順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明十三陵祭掃，十七日祭掃思陵，失聲痛哭，連呼“大哥，大哥”，發自內心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他的祭文，鐫刻後立於碑亭的東門。文中稱讚崇禎皇帝“英姿蒞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勵精靡懈”。看來，這並非為了宣傳的官樣文章。因為一年以後，他特地下詔重修思陵。原因是，明十三陵中，各個陵墓都宏大壯麗，唯獨思陵簡陋而荒涼。可惜的是，不久他就與世長辭，修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今人們在十三陵看到的思陵，依舊是明末清初由田貴妃墓因陋就簡改建而成的樣子。人們在這個並非亡國之君的陵墓前面，對於他的亡國悲劇，將會有怎樣的感慨呢？
或許人們會想起，康熙年間的文人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對崇禎皇帝的評價。他說，自古以來亡國之君形形色色，有的以酒而亡，有的以色而亡，有的以暴虐而亡，有的以奢侈而亡，有的以窮兵黷武而亡。崇禎並非如此。他“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今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當然這位陶庵先生對於“先帝”也不是一味推崇，指出了他的兩大失誤，其一是把“內帑”——宮廷的財政積蓄，看作命根子，不肯輕易動用。雖然不斷增加賦稅，仍然無法滿足連年戰爭的需要，結果，九邊軍隊多年欠餉，體無完膚，怎麼指望他們來保家衛國？其二是“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結果十七年來，三番四覆，朝令夕改，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卻此十七年之勵精”！
乾隆年間在文壇頗有聲望的歷史學家全祖望，寫了一篇《壯烈帝論》，他的結論是：以他執政所表現出來的明察與憂勤作風，不能說他是亡國之君；以他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秉性，不能推辭亡國的責任。他認為，至少有兩方面的過錯是無法推脫的，一是聽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絕同清朝議和。
這個頗有爭議的話題，似乎還可以繼續爭議下去。
“衝冠一怒為紅顏”
明清鼎革之際，復社詩人吳偉業（梅村）在回首亡國的心酸往事時，寫了膾炙人口的長篇敘事詩——《圓圓曲》，透過一介武夫吳三桂與絕代佳人陳圓圓的姻緣，寄託對於亡明的哀思。詩的開頭幾句就把吳、陳的悲歡離合放在改朝換代的大背景下展開：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
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詩中的名句“衝冠一怒為紅顏”，傳誦一時，人們用它來解釋吳三桂投降清朝的緣由，其實是皮相之見。說來話長，聽我細細道來。
陳圓圓何許人也？她出身於一個罪犯家庭，淪落為蘇州名妓，天生麗質，才華橫溢，因此名聞遐邇。關於她的豔聞軼事，文人雅士津津樂道。關於她如何進入宮中，眾說紛紜。
一種說法是，田貴妃的父親田弘遇，從蘇州花重金買來，帶到北京，金屋藏嬌。
比如陳維崧《婦人集》中有一篇“姑蘇女子圓圓”，這樣寫道：姑蘇女子圓圓，原本是罪犯的女兒，色藝雙絕，獨步一時。如皋人冒闢疆說，婦人以身材標緻為主，姿色次之。而圓圓具有獨特的氣質——“蕙心紈質，澹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