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矚目的著名將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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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小傳（4）

起義勝利的當天，起義軍以葉挺的名義公開發表了《告第二方面軍同志書》，號召革命軍人團結起來，共同為打倒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列強及新舊軍閥等一切惡勢力而努力奮鬥。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由賀龍兼代總指揮，葉挺兼代前敵總指揮，劉伯承為革命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起義勝利的第3天，起義部隊奉中共中央命令，按原計劃相繼撤離南昌，踏上艱難曲折的南下廣東征途，準備到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葉挺率第24師歷時近兩個月，突破敵人重重圍追堵截，經臨川、廣昌、瑞金、轉戰福建，最後同賀龍率領的主力部隊到達潮州、汕頭、揭陽、海陸豐一帶，堅持開展革命鬥爭。 南昌起義之後，葉挺曾護送周恩來到香港治病。其間，他寫出《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一文。12月11日，葉挺作為軍事總指揮，領導了廣州起義。是役，敵人同帝國主義相勾結，對我軍發起瘋狂反撲。由於敵強我弱，廣州起義遭到失敗。國民黨反動派遂大肆抓捕和屠殺共產黨員。1928年春，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廣州起義善後工作會議。李立三等人在極左思想影響下，片面追究個人責任，實施懲罰主義，誣陷葉挺表現消極、“政治動搖”等等。不久，接中###組織的通知，葉挺赴蘇聯休養治病。同年秋，葉挺轉到德國柏林。這個時期，葉挺因為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失敗情緒的影響，心情非常鬱悶，為生計所迫，只好在柏林開起飯館，為留學生服務。後來，葉挺帶著家人一直輾轉在奧地利維也納、法國巴黎、德國柏林等地，一度以賣豆芽、豆腐為生。儘管如此，葉挺仍一心惦記著災難深重的祖國，時刻關注著祖國的命運，時局的變化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鬥爭情況。為了迎接未來的革命鬥爭，葉挺集中精力研究軍事問題，並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學會了製造地雷等軍事技術。 “九一八”事變的槍聲，震撼了遠在柏林的赤子之心。1932年秋，葉挺結束了歐洲的流亡生活，回到澳門，積極投入到抗日救國鬥爭中去，因為未能找到中共地下組織，1933年11月，葉挺加入李濟深、陳銘樞等反蔣抗日人士組織的“生產人民黨”。次年春，葉挺加入由宋慶齡主持的香港“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會，並應邀擔任軍委委員，職責是聯絡國民黨軍隊中的反蔣抗日將領及印刷宣傳抗日的報刊書籍等，從此，他經常奔波在澳門、香港、福州等地，為抗日救亡呼號。其時，國民黨的陳誠、陳濟棠拉攏他到國民黨中去，遭到葉挺的嚴詞拒絕。 “七七”事變後，葉挺以個人名義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建議，提議“將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擊隊組織一個軍”，番號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4軍”。當時，南方的紅軍游擊隊分佈在江西、福建、廣東、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八省十三個地區。後經中共代表秦邦憲、葉劍英等人與國民黨政府就游擊隊改編問題多次談判，蔣介石於9月28日被迫批准。葉挺被任命為新編第4軍軍長。中共派出項英擔任副軍長，兼任政委。在周恩來、葉劍英及各游擊隊領導人陳毅、譚震林、張鼎丞、粟裕等人的大力支援配合下，游擊隊整編工作很快順利完成，並吸收大批醫學界、文藝界、國民黨軍界和民族抗日誌士加入新四軍。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骨幹力量。早在組建新四軍之前，葉挺專門從南京前往延安，聽取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有關指示。葉挺表示：“在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1938年1月，新四軍籌備工作在漢口完成，不久，葉挺將軍部遷往南昌。全軍編為四個支隊：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兼），副司令員譚震林；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四個支隊共下轄九個團，計1萬餘人。葉挺治軍嚴謹，對自己更是要求嚴格。在率部出征挺進敵後抗日前夕，他請郭沫若寫下一條幅，上書“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幾個鏗鏘有力的大字，以此自勉。此後，一直到皖南事變，葉挺率領著這支吃苦耐勞、紀律嚴明、英勇善戰的新四軍，建立起以茅山為中心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繼而挺進江南敵後，開闢抗日根據地，掀起轟轟烈烈的民族抗日鬥爭，先後開闢了皖中、皖東、淮海等抗日根據地。1940年10月，日寇大舉進犯皖南。其中一路5千餘人猛撲雲嶺，妄圖摧毀我新四軍設在此處的軍部。葉挺得報，親自率部開赴汀潭阻擊敵人，打退敵人發起的十幾次進攻，殲敵數百人。被新四軍力挫的日軍轉頭竄犯涇縣城，擔任涇縣守城任務的國民黨第52師聞風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