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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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出巡，劉少奇主政（5）

但是，一下子減少這麼多城市人口，會不會亂？

劉少奇說：首先要保證“大城市不鬧事”，中小城市“也要注意”，“要儘可能不出亂子，少出亂子，不出大亂子。但是我們也還要準備出亂子”，“準備它出大亂子”，“如果我們深入地做群眾工作，做解釋工作，我估計群眾是可以說通的”。

中國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沒有怨言，沒有哀傷，黨中央一聲號令，人們攜家帶口，扶老攙幼，踏上遷移之路。本來預計有難度的精簡城市人口，非常順利，到9月份就基本上超額完成了：當年共減少城鎮人口1048萬人，其中職工940多萬人。

毛澤東後來不無感慨地讚歎這一片土地上養育了這麼好的人民：“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但是，這種措施，如同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調查時說的：“人搬三次窮啊！”的的確確是“傷筋動骨”的事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事情，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後來，鄧小平對此措施也多次談起。此一時，彼一時，不免多了些感懷：過去遇到困難，黨中央一句話，全國照辦，非常頂事，“2000多萬職工下放，走群眾路線，講清楚道理，大家並不埋怨”，“現在就不那麼容易了。”

一切的調整，中心是農業。

國民經濟調整的核心問題是農業增產的問題。農業增產問題不解決，沒有吃、穿，就沒有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調整和恢復，何談發展？農業才是重中之重。

正如鄧小平在“五月會議”上所說：“中心任務是兩個：一個是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一個是加強農村生產隊的工作。這兩件事情不能抓遲了”，“我們有了糧食、棉花和其他東西，才翻得了身。這些都要靠生產隊拿出來。”

不料，沒有多久，針對農村中的一系列問題，毛澤東又出來說話了。他這一番話，雖然一定程度上沒有改變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政策，但在實際上影響了國民經濟調整，也從而使國民經濟調整不可能得以在全國範圍內全力進行。

在農業問題上，毛澤東批判了在一定程度上調整經營體制、可以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包產到戶”，並定名為“單幹風”。

同時，還有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論述：“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

毛澤東的思想起了變化，而且直接左右了後來的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引起毛澤東這一變化的關鍵，是對“包產到戶”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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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支援了農村“包產到戶”（1）

劉少奇支援了農村中自發的“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同時主持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

在“大躍進”過程中，3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人民公社化運動逐步呈現出其不適應中國國情的弊端。富有創造性的中國農民，自發地開始了一個自下而上的變革：包產到戶。

1961年前後，在全國的一些農村，一些地區自發產生了一種同中國農村生產力也同當地情況相適合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承包責任制。

這表明，中國農民已經開始了自發的變革，也開始了自下而上的對現有的經營方式和管理體制的否定，開始尋找一種合適的道路。

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但是，圍繞這一問題，黨內長期以來沒有達成一種共識，也沒有對包產到戶的經營方式“正名分”。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因如此，包產到戶作為對“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的否定，自然就不可能得到“正名”。在農村糾正“浮誇風”、“共產風”為主的“五風”後，初步糾正了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但是，戶與戶之間的平均主義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就是說：只解決了經營組織之間的平均主義，沒有解決經營組織內部的平均主義。

因此，農民的意見非常大：稱這種沒有根本解決戶與戶之間的平均主義的形式是：“幹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在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以後，農民又有意見了：“大呼隆”變成了“二呼隆”；“大鍋飯”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