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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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面報告上是沒有這樣講的，那裡只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麼樣，書面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劉少奇這一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對客觀情況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是完全被“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所束縛，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劉少奇所作的估計，著實令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感覺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鬆動，好像解開了。

但是，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認識，還是在肯定“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基礎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對“三面紅旗”和“大躍進”初步肯定的基礎上作出的。

“三面紅旗”是最後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歸結到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認識得更深一層，而是說：“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八方諸侯會京城，劉少奇一語驚夢（7）

當然，劉少奇在講話中的的確確觸及到了這一根源，他批評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批評了一些不正確的口號和做法，同時也對“三面紅旗”的結論問題留了餘地：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讓歷史來作評判，讓實踐來說話，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態度是非常有歷史眼光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存疑的態度，雖然是在一段時間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後作結論。

這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也對與會者的觸動很大。

同時，劉少奇對“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口號，提出“應該認真地清理一次，使我們的幹部和群眾，對這幾年來在觀念上不清楚的許多問題，弄得更清楚些”。

在這一點上，劉少奇是直言不諱的：

有一個口號叫作“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人民日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的。各省的報紙也發表了，因此對許多地方有影響。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應該取消。

有一個時期，《人民日報》曾經反對重視客觀條件的觀點，把這種觀點叫作“條件論”，或者叫作“唯條件論”，這也是不正確的。那種完全否定主觀能動性的客觀主義是錯誤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視條件，不能否定重視客觀條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一定的條件。

劉少奇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引起了大多數與會者的共鳴，也是與會者多年以來不敢啟齒的難題：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也就是主觀能動性，從而面對客觀現實，還要硬著頭皮“大幹快上”。

癥結就是對“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錯誤，因而“寧‘左’勿右”，因而不斷向“左”，再向“左”。

是“左”還是右？這是大多數黨員幹部不敢，沒有勇氣觸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來的風浪，使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左”。

這一點，劉少奇也是直言不諱的：

還有一種“左”比右好的說法。有的同志說，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這裡所說的“左”是引號裡面的“左”。“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號裡面的“左”派。我勸告同志們，不要做那個引號裡面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絡實際的、密切聯絡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