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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周恩來發言說:“我們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調整。另外,許多超越階段的東西沒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調整。一個國家搞幾個獨立的工業體系,理論上站不住。指標、下放、獨立體系我要負責,現在要批判。”
顯然,周恩來是要保護彭真,也要保護毛澤東的威信不受更大的衝擊,因此他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使會議不觸及毛澤東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來發言後,陳伯達接著發言,沒有順周恩來的思路講,而是接著昨天的彭真發言講,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
話裡透著弦外之音,也可以聽得出“霍霍”的磨刀聲。
有彭德懷之前鑑,彭真不得不對陳伯達的話作出回答:“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彭真這番話,實際上後來毛澤東作出了回答:毛澤東將會議延期,開了一個“出氣會”,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在1月30日的講話中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21日,報告起草委員會繼續開會。劉少奇首先發言說:《農業綱要四十條》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綱要中規定的糧食產量淮河以北畝產400斤,長江以北500斤,長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學,農業方面確有人有意見,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劉少奇說這個話,實際上是對柯慶施的發言中,存在的還要肯定《農業綱要四十條》,看來還要來個“繼續大躍進”而說的。可見,統一黨內的思想還是要經過爭論的。
薄一波說:“躍進的提法,不要隨便提,正常情況不能躍進,只有在各種條件湊在一起時才能躍進。工業、農業都是如此。”
鄧小平說:“基數越大上去越困難,美國每年只能2%,蘇聯12%就了不起啦,技術革命發生大變化才能躍進。”
彭真說:“總路線還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
劉少奇最後說:“還是要提躍進,‘三面紅旗’少一面不好。但對‘大躍進’要有新的解釋,要從歷史時期看。”
這樣,對“大躍進”的認識,基本上回答了柯慶施提出的疑問,也基本上達成了一致。至此,黨內高層領導幹部對根本問題的認識上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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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諸侯會京城,劉少奇一語驚夢(5)
1月22日,報告的第二稿出來後送毛澤東審閱。24日,毛澤東找劉少奇、鄧小平談話,表示“贊成這個方向”。
報告認為,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主要缺點錯誤是:
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
第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制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這樣就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
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
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
當然,在報告中,劉少奇還認為,總的來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
這一說法顯然是不夠的。
1月25日,報告稿在劉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透過,並準備提交大會。報告總共4萬多字。按照慣例和原定計劃,報告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
1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對他說:“好啊!既然報告已經印發,你就不要念這個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