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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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列舉了國民經濟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他在座談會開始就明確地指出了困難的形勢，非常嚴峻：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比較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問題，還有一些其他問題。

劉少奇勇敢地提出了廬山會議沒有糾正“左”的錯誤，對此感到有些缺憾：

大家一番熱情，總想多一點，快一點，盤子擺得大一點，基本建設專案多上一點，許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這方面。一方面我們要敢想、敢說、敢做，但是還要實事求是，切實可靠、充分可靠，冷熱結合。本來，去年廬山會議頭一個階段就想討論這樣一些問題的，想總結一下，得到教訓，使以後這些事情減少一些，後來彭德懷問題一出來，這些問題丟到後邊去了，廬山會議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廬山會議提出這些問題，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訓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沒有得到教訓，或者得到的教訓很少。

劉少奇指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同時也向各路諸侯提出了警告：

計劃偏大，有些事情不那麼切合實際，統計又不那麼確實，有浮誇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了，要求過急了，敢想、敢說、敢做我們大提倡，報紙上也大登，實事求是這方面就登得比較少。中央跟你們共同負責。

這些問題不糾正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這就是今天會議的意思。

果不其然，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就實事求是地提出了“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問題，更進一步地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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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形勢的認識開始發生了轉變（4）

第二天，劉少奇仍然主持座談會，在當時“大躍進”的急先鋒柯慶施發言時，他明確說：現在群眾能否撤換他們不滿意的幹部？我們有些代表選舉流於形式。群眾對幹部的監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鑑於蘇聯的經驗，我們要加以約束。

劉少奇在會議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設，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積累。但要注意客觀規律。大豐收大搞積累，小豐收小搞積累，大災荒少搞積累，這是客觀規律。大災荒還大搞積累是違反客觀規律。

在這次座談會的最後，劉少奇雖然要求大家認清形勢困難的嚴重性，但還要打氣：“今後還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但要著重瞭解實際情況，著重實事求是。”

劉少奇毫不客氣地、實事求是地將困難形勢擺在了各路諸侯面前，原來頭腦發熱的幹部們，逐漸冷靜下來，思想上開始發生轉變。

毛澤東也開始“降溫”。

6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說：“建設時間還太短，認識不足，要經常總結，使我們的認識更加全面一點。不要隱諱我們犯的錯誤，只有抓緊總結，才能及時指導”，做計劃時“留有餘地可以多一點，不要打得太滿，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滿”，今後3年的計劃，“寧可打低一點，在年度中去超過。絕不可以打得太高，以至於超不過。”

這實際上同劉少奇以前的主張吻合起來了。這一點，劉少奇已經有所認識，因此，他非常贊同毛澤東的意見。

周恩來在會議上提出，要把1962年的指標，“放在一個比較保險的可能的數字上，來爭取實現或超過。”

對降低指標，爭取主動權，劉少奇非常贊同。他說：“完全贊成指標這麼改，毛主席這個總結很重要，已有的經驗就需要學習。農業指標我們3年被動，能夠在這一次轉入主動就好了。”

周恩來說：“不但要為今年著想，而且要為1962年著想，全部轉入主動，就是1962年提的指標跟原來八大的建議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議還少一點都可以，這才能轉入真正的主動”，後3年的補充計劃，都要降低。

鄧小平在會議上說：“真正決定問題的，就是我們在座的人”，爭取主動“是很大極大的好事”。

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十年總結》，談了“大躍進”從發動起來到中間一段的糾“左”，再到後來指標的抬高，“1960年6月上海會議規定後3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有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農業方面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