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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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透過“變工組與合作社”向集體經濟的方向發展是錯誤的，“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東北之所以有70％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劉少奇認為是個體經濟的破產，“將來的發展，個體經濟都能獨立的生產，變工互助勢必要縮小”。

在這次談話中，劉少奇認為只有在“單幹”發展到一定基礎上時，才能使個體經濟在參加變工互助時是“真正的自願”，沒有經濟基礎，一切都談不上，即使參加變工互助也是被迫的。而劉少奇所預見的這種情況在後來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的確確出現了。

因此，劉少奇認為在變工互助問題上要慎重，因為變工互助是集體經濟的性質，而這必須建立在個體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70％的農戶有了三匹馬，將來才好搞集體農莊。”因此，現在的“單幹”是允許的。

那麼，變工互助能否真正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劉少奇認為是不可能的。他說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要防止急性病”，兩個階段不能混為一談，“轉變得早了，是不對的。”

劉少奇這一主張，實際上與他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發展時期的構想是一致的，儘管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但新民主主義經濟必須得到充分的發展，否則將來向社會主義過渡就談不上。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在生產方式上是根本不同的，這一轉變是一個生產方式上的革命，集體農莊否定了個體經濟，在現在的情況下“很難辦”。因此，劉少奇指出，“在實行集體化時，個體生產在全國說是可能的，在一個村的集體農莊之中，則不能加入。”在工業化沒有實現時，集體農莊是不能鞏固的，“如無此種條件，只有馬和犁，堅持幾年也是不可能的。”

對待剝削問題，劉少奇實際上仍然堅持在天津講話時的觀點，就是允許剝削。他把農村中的富農經濟作為一種資本主義來看待的，而且實際上也是如此。

劉少奇說：

現在還必須有剝削，還要歡迎剝削，工人在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年關裡大批難民到東北去，關外的富農就能剝削他，他就會謝天謝地。過去每年有一百多萬勞動力到東北去，若富農不剝削便不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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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訪蘇，劉少奇主政（5）

因此，富農經濟還是重要的，要支援它的發展，“不要限制它，現在要讓它發展，沒有壞處，這不是自流。將來我們對富農有辦法，讓他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將來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後再予以限制。”

有鑑於富農經濟的個體經濟性質，允許它的發展，剝削、單幹等問題都迎刃而解。因此，劉少奇提出：

現在限制單幹是過早的，現在能夠單幹是很好的，也不可認為反對單幹的農民便是集體主義，因為他還無力單幹，是不能去單幹的貧農。

這不是自流，現在讓多流出一些富農來也很好。

什麼才是放任自流呢？

僱工，單幹，應該放任自流，讓農民都有三匹馬一副犁就很好。對於不讓僱工、不讓單幹的，不能放任，對於去幹涉三匹馬的，不能放任。

劉少奇提出單幹問題不能限制，這實際上是保證富農經濟充分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由於生產資料還沒有發展到取消單幹、取消富農的程度，將來工業化實現了，“大家都用機器生產，他卻硬要單幹也是不會有的。”這就與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發展的藍圖構想統一起來了，農業的發展是基礎，將會推動工業化的程序，工業化反過來就會加大農業生產機械化的比重，就會使農業生產的集體化成為可能，就會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劉少奇一貫的思想，直到後來毛澤東提出批評“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觀點，才放棄。

因此，對富農黨員，劉少奇認為，“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甚至認為，“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現在是私有制社會，黨員生產發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現在他發展了生產，將來在實行集體化時，又能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劉少奇認為，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個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一百萬黨員，這一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

但是，劉少奇接下來卻說了一句讓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話：

因此現在的黨員，是可以單幹的。我們的黨規黨法上允許黨員單幹而且也允許僱人，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但能單幹與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