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林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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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經濟學教科書會告訴我們，供給需求分析是經濟學家的看家本領。美國經濟學家、197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甚至說：如果將供給與需求教給了鸚鵡，鸚鵡也會成為經濟學家。在很多時候，供求分析確實是經濟學家的看家本領。但是，馬歇爾在劃時代的著作《經濟學原理》中警告說，只有那些決定了供給曲線的因素與那些決定了需求曲線的因素相互之間的關聯可以忽略不計的時候，供求分析才是正確的。拉坦、林毅夫等學者沒有考慮這個告誡。因為，制度的供應者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政府，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包括官員和普通工作人員等），這些人的自身利益同樣受到制度的影響。此外，馬歇爾的分析是建立在資訊對稱、完美假設之上的，而在現實世界中，資訊並不對稱、不完美。所以，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代表作之一《不完美資訊市場中的信貸配給》中論證說，供求法則並非絕對適用，並且它也不能被視為競爭性分析的一個前提假設，它是價格既沒有甄別作用也沒有激勵作用這樣的潛在假設的一個結果。將這個觀點理論化為一般性結論就是：價格使市場出清是一種特殊的情況，而非市場的一般性質。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既然談制度的供求，那麼，在很多情況下，所供應的制度為什麼往往是不完備的或者是具有很多缺陷的，需求者所購買的產品為什麼常常是劣質的？對此，我心存疑惑。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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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併的歷史檢視（1）

土地兼併的歷史檢視——與黃仁宇、陳平等先生商榷

當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為，土地兼併建立在封建土地剝削和掠奪的基礎上。他們把土地兼併看成是封建統治腐朽的集中表現，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是農民起義爆發的根本原因。我認為，這些觀點對古代社會的性質存在誤解，誇大了土地兼併的程度，也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土地兼併的本質和歷史作用。

土地兼併，是中國古代土地關係最為焦點的問題之一，歷代統治者、史學家對這一問題都倍加關注。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當代學者，也多認為，土地兼併是建立在封建土地剝削和掠奪的基礎上的，並加以否定，出現了所謂“土地兼併——農民起義——改朝換代”的理論模式。我認為，這些觀點對古代社會的性質存在誤解，誇大了土地兼併的程度，也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土地兼併的本質和歷史作用。

學術界對土地兼併的看法

歷史學界的主流觀點是，中國古代的土地兼併加劇了剝削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矛盾，直接引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導致王朝的更替。譬如黃仁宇先生認為：“東漢之覆亡，‘兼併’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富室大戶無法應對。”（《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第67頁，三聯書店，1997）錢穆先生認為：“正因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買賣，才開始兼併，才使貧者無立錐之地。”（《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錄》，第18頁，三聯書店，2001）王彥輝先生認為：“豪民兼併在兩漢書中是一個常見的語彙，提法雖然有別，或稱‘侵奪人田’、‘兼併農人’、‘併兼役使’、‘多規良田’、‘田宅無限’等等，但實質並無不同，無非豪民透過各種途徑把公田，特別是私田據為己有，從而造成農民的破產流亡，使土地兼併問題成為兩漢社會難以解決的主要社會問題。”（《漢代的“分田劫假”與豪民兼併》，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柴榮先生認為：“北宋中期之後，在自然經濟為主導，封建政治君主體制下，豪強兼併引發了許多社會矛盾，兼併勢力的擴充套件，過度的兼併不僅損害普通民戶，而且侵吞國家利益，使政府在賦稅的徵收和徭役的攤派上都受到很大的影響，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在豪強兼併之家，損害地主經濟的長期、穩定的發展。”（《透視宋代的土地兼併》，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楊鶴皋先生認為：“明代中期，土地兼併加劇，土地集中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腐敗，法制廢弛，封建秩序混亂，而且出現了土地荒蕪、水利失修、莊田遍佈、人口流亡、租稅減少的情況，農民紛紛造反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