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經理學院親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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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父母來決定選擇什麼專業，我感到驚奇。

“到了大學裡我也半工半讀，我做過學生食堂的工人，電腦中心的服務員，也當過數學輔導老師。大學裡三分之二的同學都希望當醫生或律師，我也不例外。我選擇了理論數學作為專業，因為發現它容易學而且挺有趣。大學畢業後我沒有錢讀研究生，也沒有把握將來一定做得了醫生或律師，於是就在一個教授的幫助下，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貝爾實驗所找到一份工作。

“我在運籌研究部工作，裡面六十個專家中只有四人不是博士，我是唯一隻有學士學位的人。工作兩年後，貝爾實驗所送我到加州大學讀運籌學，畢業後我又回到貝爾應用運籌學技術設計電腦模式。我們的社會不鼓勵女子學數學，女生迴避理工科跟從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會影響有關，做父母的往往對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課抓得緊，對女孩子在這方面就鬆一些。針對這種傾向，我在貝爾實驗所工作時，曾到中學裡去演說，鼓勵女生考慮數學作為自己的專業。許多女生完全排除數學，因而限制了擇業的機會，雖然在工商業上成功不一定需要數學，但是懂得數學就多了一種選擇自由。我感到有責任幫助女同學克服對數學的恐懼。同樣，很多女生不愛好體育運動，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康的’。直到讀大學時，我才在同學的影響下參加體育運動，結果當上了女子足球隊隊長。

“要在貝爾實驗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學位不可，可是我對攻讀博士不感興趣，我的GMAIT　成績極好，這加強了我上管理學校的信心。哈佛經理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管理學院同時錄取了我，我選擇哈佛，一是因為進哈佛難，二是斯隆管理學院的課程數學性強，而我已經有了這方面的基礎了。

“說實話，我在哈佛並不感到舒服，我不會為了拉關係而有意識地進行社交，也不欣賞別人的這種品質。哈佛裡這種人不少，評分本來應該完全根據實績，可是我知道有人得到好分數是因為善於討好教授或者認識什麼人。

有人連例項也不讀就來上課，發言投機取巧，純粹是浪費我的時間。我不怕競爭，但是我討厭哈佛那種咄咄逼人的氣氛。

“女生受到歧視，也許真有其事，也許是憑空臆造。不過我發現一個口齒伶俐的女生，要比一個能言善辯的男生更容易招來反感。這點令人不安。

有一門課上，教授叫人的方式不公平，我很惱火，就存心用了一節課的時間記錄教授的叫人方式。我將全班分成三組，發現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教授只叫其中的一組，儘管每次每組都有一半人舉手，女生雖佔全班的四分之一，卻只有百分之五的機會被叫到。課後我把這個情況同教授談了。不料第二天上課一開始，他就衝著大家問：‘有人說我叫同學的方式存在問題，你們有什麼看法？’他很不客氣，當然沒有人回答。可是下了課，同學們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這個教授一直沒有改變他叫人的習慣。女生比男生上課更擔心，憂慮促使她們常常舉手，但是常常發言又會招來反感，真是難。

“我是民主黨，是自由派人士。經理學院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學都是共和黨，但一半共和黨同學對具體問題的立場並不受政治立場的限制。在預算案、稅收等問題上他們採取共和黨的立場；在教育、社會福利等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又像是一個民主黨人。除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一課外，課堂討論很少受到政治偏見的影響，我的政治活動也不過限於向自己關心的政治競選活動捐款。

人力資源管理課上很多同學不同情工會，這是由於經理學院不少同學出身於富人家庭，向來跟工會運動沒有關係，他們對工會的態度與其說是政治立場，不如說是階級觀點所造成。

“我沒有十分明確的事業目標非實現不可。我競爭心有餘，事業心不足，只要有誰跟我年齡相同，能力背景相仿，卻在於更富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就不甘落後。我在經理學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也許可以在別的學校學到同樣的知識，我認識許多沒有上哈佛經理學院的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哈佛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是一把能開啟許多大門的金鑰匙。哈佛最大的價值就在這裡。

“大考後，我沒有參加畢業典禮。五月份，我和男朋友一起到中國作了一次腳踏車旅行。中國之行是我迄今為止最愉快的旅行，最令人高興的是人們主動地和我們打招呼。我們發現中國人處處開放，熱情，樂於助人，我們還應邀去中國朋友家作過客。我們從杭州騎車到南京，第一天我曾從車上摔下來，擦破了膝蓋，立即有人上來幫助我們。他們攔住了一輛過路的運貨卡車，讓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