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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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黨的關係,不是黨員,但在黨的領導下奮不顧身,上頭一有指示,馬上去行動。錢是自己去找的,具體的領導是我們的老前輩,李樺、也夫、陳煙橋等,一年做兩次展覽會,不像今天這麼簡單。黨什麼都不管,連飯也不管,掛畫一切都是自己來的,這樣的狀態底下感覺一切都那麼好。
記:那時是有一種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買了一塊大板子,自己用三輪車運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覽會去展覽,都沒有發表,稿費也沒有拿,義賣後賣了兩三千塊錢,全部慰問了解放軍,後來這幅畫拿到朝鮮送給金日成了。〃文革〃中把這張畫掛起來,當做黑畫,說我把解放軍畫得這麼矮,是貶低解放軍。我想我當年是怎樣的工作,條件多不好,你們現在吃國家的飯,拿國家的錢,卻沒我有出息,你們有什麼資格講我呢!歷史給人很多的委屈。
記:我看了您的文章,裡面說:〃他媽的,到底是誰偷走了我們的時光?〃那您的畫風是怎樣形成的?
答:是的,畫風不是一年兩年形成的,根據不同的經歷,學習過程演變出來的,不是想改變就改變的,不像整容,是說改就改的事情。
記:五六十年代,在還有些自由的情況下,藝術的交流是怎樣的呢?
答:在困難的情況下我還能夠偷安,能很實際地生活,我沒感覺到文化革命時特別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肅反和我還沒有關係。三年困難時就想,明明好好的,為什麼要沒有飯吃呢?我曾寫過一封信給香港的朋友,告訴他們不要寄東西來了,我要與大眾一起。〃文革〃時感覺越來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當林彪摔下來的時候,感覺是很不正常了,這個事情是逐漸認識的。那時高興地以為〃四人幫〃要完蛋了,結果不是這樣,他們反而掌握了旗幟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記:那時不痛苦嗎,不能畫畫、寫字?
答:不痛苦,因為大家都一樣,勞動,哪裡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沒有閒情逸致的。不要說我們,古代的那些在奴隸船上的人,每天搖啊搖的,從歷史的角度看,他們是痛苦的,但他們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們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組會上,大家談到為什麼我們願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說來說去,輪到我時,我說大概活著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當然是這樣了。為什麼國民黨的人,如杜聿明等願意接受改造,還是覺得活著好吧。
記:當時黑畫事情出來後,您怎麼對待?
答:我能怎麼對待,就完蛋了嗎,那怎麼對待。所謂黑畫,說我,我就很被動。如果有機會辯論,幾句話他們就無話可說了嘛。貓頭鷹為什麼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一隻眼開,一隻眼閉,這個是為什麼?他們也說不出來。
記:那〃文革〃之後去香港有什麼機緣?
答:能夠去了就去了,允許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問題。幾十年來在北京我也沒覺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給的,不是別人給的。我創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況下是別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躍進的作品,我不是如實描寫,是我加入自己的藝術處理,不一樣就是一種自由了。人家說,大躍進是謊話,穀子上可以跳舞。我說我看得真開心,一群人在稻穀上跳舞,羊長得比牛還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覺得人家說謊、我表達出來很開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誠實與否來斷定。從我的角度來講,開始亂講話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著做是沒錯,一定有道理,包括讓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覺有問題,到林彪死了,才逐漸明白,其實一幫人是把政治越來越當做兒戲,把生命當兒戲,把國家的命運當兒戲。
記: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畫展我都去看過,1999年到現在,這些年的畫有哪些新的題材?
答:都是新的。
記:有沒有印象深的?您覺得很得意的?
黃永玉先生答《時代週刊》記者問(2)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階段,看作品不從這個角度講。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幾年開一個展覽會,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嗎,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說我討厭生活才畫,當然我喜歡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觀眾也喜歡我做的畫,我想讓大家看我是怎樣在工作。不能說我的每張畫都有深刻意義,明明沒有意義嘛!為什麼五張八張都畫這個,有的豪放一點,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為自己也在研究,這個過程讓大家看看。什麼意義啊、崇高啊都是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