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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逮捕我的？？因是孫殿英去的電報，考慮三條罪狀不僅全無證據，相反逗留不前顯然是誣陷，因此信的內容是和我被審訊時的辯白一致的，都是表白我既不是共產黨，也沒有鼓動軍隊，更不是逗留不前，說明我是受孫殿英有意陷害，申訴我無罪受冤，請他們主張公道。我和郭在1941年初在一戰區集訓時見到過，此前不認識。郭這封信是由看守所長代送的。我當時的用意一面是向他們表白一下，同時也是向他們指出，他們是沒有證據的。這兩封信全沒有反應，郭季嶠只給了一個蓋上“×山樵夫”閒章的收到條，是用便條紙寫的，既沒有具名，也沒有公章。
我考慮，影響他們對我處理方法的，不是我的信，專憑信，說得再好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而是以下兩件事可能起了作用：（一）嶽燭遠對我的陰謀偵察失敗，給他造成了錯覺，起了有利的作用。以前我是共產黨員，嶽是清楚的，因為我們就是1925年南京黨內認識的。但是抗戰前我所屬的組織北方聯絡局以及一些有關係的人，全沒有受到破壞，我也沒有暴露過身份，所以抗戰時期我是否還是共產黨員，他們是沒有掌握到我的材料的。這是一個他們需要考慮的現實的問題，也正好可以解釋他們對我進行偵察的？？因。嶽燭遠為了搞清我的面貌，陰謀利用袁曉軒的叛變對我進行偵查，是比較有力而且陰險的手法。袁曉軒抗戰初期是八路軍前總參議室的負責人，是專做對外聯絡工作的，也和我見過面，但是他不知道我的組織關係，對我的共產黨身份既不敢否定，也絕不能肯定。他陰謀的兩次約會，再加上後來在長官部的會面，我對袁都採取了不親近的態度，偵查起了反證的作用。這之後他錯誤地認為他對我已？？確切地瞭解了，認定我已？？不是共產黨了，才對我從懷疑轉而採取相信的態度，才敢於向戴笠作保，並且在戴那裡起了作用，採用升官許願的辦法對我進行收買，甚至也關係到我被捕後他們所以不能按共產黨處理我的主要？？因。這倒是我對他們應對的效果。我對嶽也做了些工作，如請客吃飯，表示接近等，於是舊日關係可能就向好的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又？？各種證明，他可能更加自信了。因此他對我的態度一直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二）以後知道我在洛陽被捕的同時，新五軍在前方搜查我的住處，又在部隊逮捕了幾十個人，這肯定是孫殿英夥同特務嚴家誥主持乾的。這說明孫殿英不是對我一個人，而是他對共產黨的態度變了。但是在我前方的住處也沒搜查到什麼我有關共產黨的秘密，聽說我的房東老太太連我的幾本書也給收藏起了。黨在我的組織關係問題上，佈置是很周密的，我沒有橫的關係。在前方逮捕的這些人，有的不一定是共產黨，總也會有共產黨，但是在這些人中間，不會有一個人說出我是共產黨的，因為我在新五軍沒有組織上的關係。連彭文過重慶去洛陽時，周恩來為了掩護我，都不讓她帶組織關係，只叫她到洛陽後和李錫九一人聯絡。這是正確的組織路線的勝利。因此他們的這一罪惡勾當，沒有達到目的，相反又一次給我造成有利的作用。嚴家誥去重慶過洛陽的時間，在我被捕已有兩三月之後，顯然是在孫殿英部隊完成這一罪惡勾當之後，是在前方搜查了我的住處，並逮捕了大批幹部，審訊全未查出我有關共產黨的材料之後，向重慶去彙報請功的。 對於我的情況，他們是一定要向戴笠反應的，這些事可能起到了實際作用。這兩件事說明他們雖然認定我是共產黨，但是毫無證據可言。從具體活動上，他們也很難對我進行追究，即以打朱懷冰為例，1940年邢肇棠跑了，我調重慶受訓，我看基本是從這件事引起的。但是很微妙，？？都不談這個問題。這件事如果追究起來，勢必追究到孫殿英身上。他們頂多只能說我傾向共產黨，對孫殿英起了影響作用，但是決定作為的還是孫殿英，孫不表態，我實際上也是不能自行決定的。這一點他們是能懂得的，所以他們不能對我進行追究，追究起來，我就要推到孫殿英身上，他們反倒不好辦。我只能負這點責任。因為已？？打響，倉促之間我在村外和他說了這句話，建議他走開，他不說別人不會知道，他說也說不出口。我在孫殿英那裡的其他活動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因此他們對我的處理，一方面因為告發我的三條罪狀缺乏事實，無所依據；再加在我被捕之前和之後，他們利用袁曉軒對我的偵查，搜查住所，在部隊大批逮捕和審訊，毫無結果反而起了反證作用之後，無法肯定我是共產黨，無法定罪；另一方面，即令如此，他們也並沒有把我放過，依然對我不肯放手，仍然是長期監禁不放。而且我看對我的處理基本是在一戰區解決的，因為轉到西安以後，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