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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民幣升值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問題，大家還記得在1998年那場金融危機當中，我們保持了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國際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今天我仍然認為，在世界主要貨幣接連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保持幣值的基本穩定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那種以各種壓力來迫使我們升值的要求，我們絕對不會答應。我曾經這樣對外國朋友講，你們一方面要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又採取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其實質就是要抑制中國的發展。這可能是我們明年對外經濟工作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新華社記者：與對外關係比較密切的，還有您剛剛出席的哥本哈根應對氣候變化大會。這次會議可以說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據我所知，在近60個小時裡您只休息了幾個小時。現在會議結束了，一些國家對於哥本哈根會議的成果有著不同的解讀。請問總理，我們應怎樣看待？另外，中國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會議結束，餘波未了。有關這次會議的情況，報道已經很多了，我不想過多地重複這些內容。我一直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我們一直本著對中國人民負責和對世界人民負責的精神，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如果你回憶一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要減排，同時規定發達國家要對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援和技術援助。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也是第一個制訂出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在沒有任何國際援助的情況下，我們自主提出了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這體現了中國高度負責任的態度。
2009年 6月5日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
2009年 6月5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暨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組長*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龐興雷攝）
我只講一個問題，有的人說不要糾纏歷史。我說這不是糾纏歷史，而是歷史客觀存在，必須正視。因為不正視歷史，也就不會懂得今天國際社會存在的貧富差別，更不會懂得發展中國家謀發展是他們最重要的訴求。《公約》和《議定書》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也是從歷史和國情的判斷而作出的。
前兩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深有體會。作者說在哥本哈根會議開會期間，他想起南方的老母親還在點著煤火爐來取暖。像這樣的情況可能英國的孩子們感受不到。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些事實，就是世界上還有16億人沒有用上電，還有23億人是用煤甚至柴火來取暖和做飯。中國這些年是發展了，但人均用電量僅是發達國家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千人汽車的擁有量也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人口多、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困面大依然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們決不會再走發達國家工業化的老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但是，我們必須為中國的發展爭得應有的權利。
中國這次參加哥本哈根會議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可以說我們盡心、盡力了，而且盡到了責任。我們一直希望能夠達成一個有約束力的協議，但是直到我17日參加會議的時候，還沒有一片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透過大量的斡旋，積極地推進，使哥本哈根會議終歸向前邁進了一步。
我覺得世界各國都應該肯定會議的成果，並且向前看，攜起手來，一起努力，凝聚共識，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政府一定會繼續堅持這個方針。
新華社記者：提一個關於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段時期以來，出現了刺激經濟的政策是否應該退出的討論。我們明年還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這是一個很重大而且很嚴肅的問題。我一直認為，世界經濟是互相聯絡的，但是各國採取的應對危機的政策是不一樣的，政策退出的時機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我們提出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且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保持宏觀調控的正確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節奏。就是說，我們在對待經濟復甦和經濟持久發展這個問題上持十分審慎的態度。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經濟企穩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