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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聽一個人說過這樣的話：“假如我父母當初能夠……我肯定比現在好。”我附和過這樣的埋怨。是閻連科的這本書，讓我反省：這樣責難我們的父輩，公平嗎？我們等於是把我們的父輩放在了天平的那一端，在這一端，我們擱上了被30年飛速發展改變了的生活的砝碼，還怪罪我們的父輩當年為什麼不使使勁讓砝碼往上翹一點點，這公平嗎？閻連科在父親死後的這20多年裡，一直為那10元錢、為沒讓父親臨終前在家裡看上《少林寺》自責著，作家敢於將這樣的自責公之於世，難道只是為讓自己曾經幽暗的心靈曬曬太陽嗎？我毋寧相信是作家用他的良心昭告被幻象迷惑了的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苦難已經是很遙遠的往事了；我毋寧相信作家如子規啼血一般警示我們，我們的父輩不會比自以為是的我們付出的愛少，雪中送炭永遠比錦上添花有價值！
這樣的昭告和警示，對我們的後輩有意義嗎？80後乃至90後們在討厭這個社會戴上有色眼鏡評價他們的所作所為的同時，卻做著匪夷所思的抉擇。曾經見過這樣一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父母雙雙下崗，他非但不因為父母在他難以想象的困境中扶助他走出大學校門去反哺父母，而是以談金錢為恥作為幌子心安理得地從父母可憐的生活費裡分一杯羹。去責罵這個80後嗎？不如審視一下我們這些“培養”出這樣的孩子的父母：當我們昂首挺胸地走在小康的康莊大道上時，是不是也分出一點時間與我們的孩子們一起回頭看看，就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我們曾經那樣為生計奔波過。其意義不僅僅是我們的父母喜歡用的一個詞“憶苦思甜”，更在於讓也許會走得很遠的我們的孩子們不忘記自己來自何處。
在處處繁華的幻象中，閻連科用平實的語言說了一個我們業已淡忘的道理：文學作品不僅僅是為追逐富足而忙碌的人們用來消磨時間的器物，它可以擺脫低階、肉麻和無病呻吟的形象，而成為記錄社會、啟迪人民的重要工具。
吳玫
2009…4…23
《我與父輩》：親情的閃耀
在出版界，閻連科絕對是個話題人物。他的作品往往是要麼獲得主流文學界的大獎，要麼就淪為禁書，而他卻始終堅守著自己的文學創作道路。自2004年《受活》的風光後，因為某些原因，閻連科逐漸淡出了讀者的視野——雖然這幾年他從沒有停止筆耕。
與閻連科僅有過寥寥幾次的採訪接觸，但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是位真正的大作家。平實，但富於堅持，一如他的文字。其實閻連科的作品並不適合大眾閱讀，反而更適合成為主流文學界的教學素材。他的文字內蘊情感而過於樸實，結構更失之於平淡。這些特點無不與當前快餐式閱讀的要求相違背。
然而奇怪的是，正是這種被視為“純文學”的作品，卻每每能獲得市場的青睞。如之前的《受活》，那怪異的結構安排和大量的方言卻造就了當年出版界的年度熱銷書。而這次，閻連科首次將關注的目光從對民族精神的探索轉向了自己的家族。
《我與父輩》是本很典型的家族自傳小說，平淡的人物、平淡的回憶，乃至平淡的文字，整篇小說處處都打下了閻連科式的烙印。小說在作者一個又一個有點淡然的回憶中展開，回憶裡的人物，與黃土高原上那些千千萬萬的勞作者們毫無二致，整個人生的目標，無非就是“過上平靜安穩的日子”。文中的語言上樸實的，但更是沉痛的。書中滿布著作者對人生的感悟，對親情的感慨，每每讓人於無聲處梗咽不已。
這讓我想到我們這些做晚輩兒女的，總是要把父母對我們少年的疼愛無休止地拉長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遠把老人當做當年三四十歲的壯年去對待；永遠把自己當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給我們的心懷和疼愛，哪怕自己已經是壯年，而父母長輩們已經步入老年的行列裡。因為這種疼愛河流樣源遠而流長，我們便以為那疼愛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為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所以我們也並不把那愛放到心上去。許多時候，甚或把那疼愛當做累贅和包袱、當做煩瑣和厭惡，想把長輩的疼愛扔掉就像扔掉長在我們背上的瘤。直到有一天，長輩老了、父母病倒了，我們才明白父母和長輩，都早已為了生活和兒女、日子和碎瑣，精疲力竭、元氣耗盡；而我們，也已經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壯年。
對父母和長輩生命的疏忽，如同我們常年在暗暗吮吸著父母和長輩的血液而當做可有可無的水。到了這時候，我們想起我們原是父母的兒女了、是長輩的晚輩了。父母和長輩，在此之前，他們為我們做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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