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鮮-我和光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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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每次父母總要讓我們先端給鄰居家，親戚家的紅白喜事媽媽總是給得最多。媽媽從小就沒少對我們嘮叨“行得春風有夏雨”，人要多為別人著想，他們才會在你有難時幫助你。當時我家隔壁鄰居有十幾口人，媽媽做餛飩，買3斤皮兒包好，2斤送給他們，1斤留給自己吃；家裡有好東西，媽媽也總先給人家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誠實。他們把工廠的事看得比家裡的事還大，爸爸負責的機修車間維持著這個8000人大廠的24小時運轉，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廠一有停電、停水、停氣的事，馬上會有人到我家來叫，爸爸總是二話不說就去“救火”。媽媽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帶著我們3個孩子，儘量多做些家務好讓媽媽多休息。可沒想到，媽媽卻經常把省下來的時間用於家訪，關心車間的姐妹們。

我從小就在父母熱愛工作熱愛生活的氛圍中成長。父母對黨和工作忠誠的品德終身教育和影響著我。即使我後來當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業的總經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親也總會給我講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誡我權力越大越要廉潔奉公。在母親重病的兩年內，她最關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著我去看望她，但剛坐下又催著我快走，為女兒這樣操心讓我感慨萬千。

在工作和事業上，父母為我樹立了榜樣，同時，他們也從小鍛鍊我動手的能力。10歲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親對我說：“佳芬，你是家裡的長女，這個暑假就由你來當家吧！”聽到母親的建議我不禁一愣，但因為逞能和好奇的活躍性格，我就應承了下來。於是，還只會簡單算術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個月30元的伙食費，也由此開始了當家算賬的“理財生涯”。後來我明白，這其實是很鍛鍊孩子管理意識的一種方法，比如當時分配到每天是一塊錢的菜錢，我負責買菜，於是我便需要算計如何合理利用這一塊錢，哪天若買了帶魚，便不得再買其他肉禽了；只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才多買些葷菜，這其實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訓。由於第一個月的出色表現，父母對我非常滿意，因此從10歲開始，每年暑假都會由我當家。

除了那麼早便成為小當家之外，母親也很注重對我們生活能力的鍛鍊，我們3個孩子除了要學會洗衣做飯，她還悉心指導我們學做衣服、做鞋。在20世紀50~60年代，家家戶戶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於是母親便鋪好鞋底，要求我們每人都一針針地納鞋底，她負責監督。我們三個孩子便硬著頭皮做，可弟弟實在太小，連拿針都不像那麼回事兒，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課”後，轉而幫他扎，一旁監督的母親也當做沒看見我們的互助。我從小就心靈手巧，會織一手好毛衣，但母親卻認為還不夠，她希望我們能全面發展。她要我們學縫紉，並花大價錢買來了縫紉機，坐在旁邊親自督戰，指揮我們上領口、裝袖籠，結果我們粗粗拉拉勉強拼成了一件襯衣，根本就沒法穿，母親不但沒批評，還當寶貝似的讚賞和鼓勵著我們，這令我深受感動，之後縫紉的本領突飛猛進，學會的這些技能甚至幫助我置辦了結婚時的部分嫁妝。但我知道母親留給我的最為重要的財富，是培養了我不奢空談、動手實幹的基本素質，使我懂得了要想幹好一件事必須不斷鼓勵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養和鼓勵之下，我活潑好動和獨立自主的個性也在不斷成長著，這時學校成了我另一個舞臺。我在父母工廠的子弟學校完成了從幼兒園到小學的學業。在學校裡，我始終是各方面的活躍分子，我把在家裡當家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學校，一直擔任著少先隊的中隊長、大隊長，也曾是區少年宮指揮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隊員，活潑的性格令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我，只要有活動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學畢業時，歷史的腳步已經邁進了20世紀60年代，這段時間內，中國剛剛經歷了經濟的起伏：和蘇聯交惡、大批蘇聯專家撤援；三年自然災害；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剛剛開始並“漸入佳境”……這些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響著這個世界，但對於當時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經濟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還是那般遙遠—我更加樂觀活潑，而我的興趣更廣泛了。小學畢業後，我考進了上海楊浦區寧國中學，開始了兩年的中學生涯。在學校裡，我是學生會文體委員，又加入了學校朗誦隊，完全沉浸在充滿著青春的激盪氣息的世界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也異常興奮地跟著初三年級的大同學“鬧革命”。我們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我是其中的一員，卻不曾想，到最後自己竟成了批鬥的物件。那是紅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