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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通俗心理學”。我們這種態度使托馬斯·曼大為不悅，不過更糟的還在後頭呢。他不是當晚的“明星”，那一晚坐在吉妮亞旁最受矚目的卻是個20來歲的女孩。她也是施瓦茲瓦爾德學校的畢業生，在美國東部一所知名的女子學院做了一年交換學生。我們本以為對美國的教育瞭解得相當多了，但是她的報告——美國年輕人求愛、約會、對異性的愛慕之情以及故意“濫交”的情形，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性”在當時的維也納來說，已是完全放任、自由，但比起美國，仍有不及。
接著，吉妮亞轉向托馬斯·曼，請他評論一下這碼子事。他以一個傳統的、受過教育的歐洲男性的角度，振振有詞地論述美國人的“因循守舊”。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亞（20）
“嗯，我不確定是否如此，”吉妮亞說道，“畢竟我看過不少10來歲的年輕女孩。該來的還是會來，我們在‘性’方面雖是完全開放，完全不設限，但在那個年紀還是會遭受挫折和痛苦。美國人有計劃地這麼做，也許可以減輕不少痛苦。”托馬斯·曼博士很快就離開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過。
吉妮亞沙龍里的人，都有希望成為“明星”。我在十四五歲時，第一次登上了吉妮亞身旁的“表演者寶座”。那個年紀進沙龍也許還算太小，不準進場呢，不過我還是去了。那次，我只過了幾分鐘的“明星癮”——在某人論述後，我問了一個問題，於是吉妮亞說：“我聽不見你說的話，你何不來這兒坐在我旁邊，告訴大家你的想法？”所以，我就“上臺”了。
幾年後，在我高中畢業的前一年，也是即將遠離維也納之前，我又去了吉妮亞的沙龍。我遲到了，於是向大家道歉，並解釋說我一直在圖書館查資料，準備一篇大學入學要考的論文。吉妮亞問我：“你在寫什麼呢？”她對每一件事都很好奇。
“我的題目是巴拿馬運河對世界貿易的影響。這個運河10年前才通航，還沒有人研究過這個課題。”
“真是有趣，”吉妮亞說，“過來吧，坐在我旁邊，跟大家報告一下吧。”
然後，她又提高聲調，加了一句：“赫姆，安妮特，你們兩個也過來聽聽彼得·德魯克發言。或許你們會認為他研究的東西頗為有趣。”
說完了之後，赫姆開口了，他聲如洪鐘，這些話語讓我一生受用不盡。
“在處理統計數字時要記住：絕對不要相信這些數字。不管知不知道這些資料是誰提出的，都要懷疑其可靠性。過去，我管政府的出口統計數字管了12年，這點我再清楚不過了。”
安妮特看到我驚訝的神情也說話了，其聲音如長笛般輕柔。
“你不是說沒有人出版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嗎？”我點點頭，“那麼，你非得把這論文出版不可——這裡有一張期刊的名單，或許你可以投稿給他們。”
明星中有一些是業餘的，或是偶爾來做客的，還有幾個則是“固定的”沙龍明星，所到之處，不管是在維也納或是吉妮亞的湖上沙龍，都會引起一陣旋風。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一是毛奇伯爵，還有多樂絲·湯普森。
毛奇是普魯士軍事英雄的曾孫，後來成為德國對抗納粹的精神領袖，並設法在1944年暗殺希特勒，也是納粹恐怖最後的犧牲者；而湯普森女士則是美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這兩位都具有吉妮亞最欣賞的“明星特質”——才智過人、獨立，而且有著教人目眩神迷的容貌。他們兩人都很高、頭大如獅——毛奇黝黑，湯普森則是亮麗的金髮美女，皆有不同凡響的魅力，是天生的贏家和領袖人物。他們和施瓦茲瓦爾德家的要員瑪莎、米策和安妮特一樣，都是美的象徵。赫姆和吉妮亞有自知之明，這點是他倆永遠比不上的，也就是超越肉體的外在之美。
赫姆樹敵很多，這些對手都認為他是重量級的人物。反之，吉妮亞卻常常被小看了。她是個“大忙人”，她自己也承認。她這個人不僅不夠圓滑、粗獷，凡事過於認真，常常分不清什麼是幽默、什麼是滑稽；她更是個不甚敏感的人，但是，這種遲鈍卻是一種很大的力量，任何的嘲弄和批評都傷不了她。縱使面臨令人困窘的情況，羞得讓人想在地上找個洞鑽進去，吉妮亞還是無動於衷，她是個從不害羞的人。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亞（21）
記得有一回吉妮亞辦的活動，就使我羞得無地自容。那次她發起了幫助老人的運動，卻名之為“救救老古董”。“老古董”在德文中指的是那些已到風燭殘年，快走到人生盡頭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