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世紀精選

第68部分 (第2/4頁)

�Reconstruction　Period：1865~1877年的這一段時期，其時南部聯邦諸州由聯邦政府控制，1877年它們才被允許重入聯邦。——譯者注

�Populi*，一種政治哲學，在人民反對特權精英階級的鬥爭中支援人民的權利與權力。——譯者注

�Wesley（1703—1791）：英國宗教領袖。——譯者注

�英國國教中輕視主教職位、神職和聖餐而支援合乎福音的道義、政治組織以及慣例的一派。——譯者注在19世紀的自由和建設性的英美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的絕對主義、毀滅性的自由主義和我們今天的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的最本質的區別是前者是基於宗教和基督教，而後者是基於理性主義。真正的自由主義生髮於宗教對理性主義的棄絕。19世紀的英國自由黨一部分是基於1688年的協議傳統，但是主要的元素還是“不遵奉英國國教的基督新教徒的良知”。第一階段是反對信奉理性絕對主義的清教神權統治和中央集權的立憲政體，第二階段始自18世紀偉大的宗教復興，尤以衛斯理�的衛理公會（Methodi*）和低教會派（Low　Church）�福音傳道為首。這兩個階段都求助於基督教的仁愛、信仰和謙卑，而且這兩個階段都反對它們那個時代的理性主義——衛理公會針對啟蒙運動，福音傳道針對本瑟姆和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功利主義。

在美國，真正“自由”的自由主義同樣可以追溯到宗教反抗理性主義的絕對主義。它的先父，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以基督教自由的名義抨擊新英格蘭的傳教士的理性主義神權政體，這些傳教士們規定他們的經文為絕對的理性。還有人民黨運動——先不論其經濟原因——完全是依據福音傳教來對抗理性主義的功利主義和正統的經濟學家。這是召喚以人的尊嚴來對抗絕對理性和“不可避免的經濟進步”的專制。

理性主義的信條客觀上與自由是不相稱的這一點並不是否認個體理性主義者或者自由派人士的良好意願和信仰。毫無疑問，理性主義自由派人士真誠地相信羅傑·威廉斯，唯有他，是在擁護自由反對專制，而且也可以肯定地說他主觀上也憎惡極權主義專制和極權主義專制代表的一切事物，然而接下來他卻成了*的第一個受害者。

但是這些理性主義者個人的反極權主義的情感在政治上是完全無效的。總的來說，理性主義不能採取積極的政治行動，它只能發揮反對的功能，也永遠無法從否定性的批判走向建設性的政策，而且，它總是全力反對社會的自由制度就像它反對不自由和壓迫的制度一樣。

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視反對那個時代的不公、迷信和偏見為己任，但是對不公正的反對不過是它反對所有的社會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的一部分而已。比如，啟蒙主義者掃除了貴族統治的特權、農奴制和宗教的褊狹，但是他們也摧毀了省級和地方的自治，這使得歐洲大陸沒有一個國家從這種對自由的打擊中完全恢復。他們攻擊神職人員濫用職權、擁有特權和實施壓迫，但他們也將歐洲的教會貶低為政治政府的行政統治工具，並且成功剝奪了宗教生活的社會自主性和道德權威。啟蒙主義全力指責的物件是獨立的法庭和習慣法（mon　Law）。18世紀的理性主義者堅持“理性完美”法典和國家控制法庭直接導致了權力無限的極權國家的產生。19世紀的“自由”的英美自由主義卻在很大程度上紮根在啟蒙主義者們拋棄的種種制度上：地方自治、自由自主的教堂、習慣法和獨立的司法系統，而這一切絕非偶然。

第1章　從盧梭到希特勒（3）

理性主義者不僅摧毀和反對現存的各種制度，他們也完全不能發展新的制度來代替那些被摧毀的舊制度。他們根本就沒有看到這種建設性活動的必要性，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善就是沒有邪惡，他們認為如果他們駁倒了邪惡壓迫的制度就萬事大吉了。但是，在政治和生活中，沒有什麼事物可以行之有效除非它在制度上得到了確立和實現，社會必須在運轉正常的權力關係基礎上組織起來。從政治上看，只有可以導致更好事物建立的顛覆活動才是合法的，而僅僅掃除某種事物（先不論其有多壞）則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除非有運轉正常的制度來代替那些被摧毀的制度，隨後發生的社會生活崩潰將孕育比已然摧毀的邪惡更深重的罪惡。

無論何地，理性自由主義者掌權的結果都是失敗。俄國的克倫斯基（Kerenski）建立的自由主義政府在經歷了半年的政治癱瘓以後崩潰而成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