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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貝�罰═he Age of Discontinuity， 1969）、《動盪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1982）以及這本《鉅變時代的管理》（1995）。社會這個有機體自誕生之日起就處於發展變化之中，但是，為什麼說當今時代是一個鉅變的時代呢？這個時代源起於何時又將持續多久呢？德魯克特別擅長從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徵兆來捕捉時代變革的資訊，把思想簡約到人們工作和生活的實質性層面，讓讀者對其看法有切身的感受。德魯克認為，西方社會每隔幾百年就將經歷一場大的變革，目前正處於一場鉅變的高潮時期，這場鉅變顯示了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變的世界性趨勢，這個過程將持續約半個世紀。就發達國家而言，這個過程大約始於20世紀中後期並將延續到21世紀20年代左右。這意味著，作為身處其中的這一代人，他們今天的生活與其子孫的生活依稀相似，而與其父輩的生活卻幾乎完全不同。有人認為，這場變革始於計算機的發明。但在“組織的新社會”中，德魯克認為美國的知識社會始於戰後《退伍軍*利法案》，退伍軍人上大學推動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大量造就了新的勞動力隊伍——知識工人，到1990年知識工人已經取代藍領工人成為美國社會最具代表性的職業群體。知識工作者崛起為一個占主導地位的群體，是一個國家進入知識社會的基本標誌。知識社會將仍然是一個組織和僱員社會，不過其基本單元將是以知識和資訊為基礎的組織。
在德魯克看來，知識社會的和平與繁榮必須建立在有效的政府、有效的企業以及有效的公民社會這個三位一體的基礎之上。1994年是一個網路年，這一年美國政府同意因特網向商業領域開放，預示了網路時代的來臨。不過，在德魯克看來，世界經濟的變化趨勢早就顯現出來了，在新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優勢體現於高等教育、醫療衛生以及金融等高階服務產業，這些國家應採取新的經濟和貿易政策。不僅世界經濟的發展對政府提出改革要求，另一方面，隨著福利國家的失敗，政府也面臨著徹底的變革。德魯克在“徹底改革政府”中討論了美國政府如何應付變革的問題，指出政府改革的目的不是要一個“小政府”，而是要重建一個有效的政府。從微觀經濟層面來看，知識經濟對企業管理提出新的挑戰，德魯克認為，企業將由圍繞活動流程來組織轉變為圍繞資訊流程來重組，規模大小對企業不再有意義，在資訊科技的支援下，企業之間各種形式的靈活的戰略聯盟將重構企業競爭力的基礎。在“管理者今天需要的資訊”一文中，德魯克深入討論了企業資訊管理體系的內容，及其與企業戰略決策的關係，這篇文章可以被視為資訊時代企業戰略管理的一個重要文獻。在知識社會，政府與企業（或市場）的重要性沒有改變，然而，僅僅依靠政府和企業還不足以建立一個穩定的知識社會。德魯克在“*國家會贏得和平嗎”一文中談到，沒有自由市場，現代經濟就不能保持良好執行，實際上就是沒有經濟增長。但自由市場本身又取決於一個有效的政府和一個積極的運轉良好的公民社會。儘管公民社會迄今為止似乎仍然是一個美國神話，但是德魯克認為它對於未來社會至關重要。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公民社會，這些組織的有效性依賴於良好的管理，因此，管理仍然是知識社會的基本職能。
序言（6）
德魯克看到，在邁向知識社會的過程中，政府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將是最大的變化，也是最容易招致動盪的變化。但是，他希望鉅變不要以劇變的方式發生。早年的經歷使得德魯克對社會動盪的破壞性深懷警惕，他認為雖然變革不可避免，但是變革的方式卻可以選擇。變革可能暴風驟雨般地來臨，也可能以連續的、和平的方式進行，究竟以何種形式釋放變革的巨大能量取決於一個社會對創新的態度和創新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處於不斷的創新之中，那麼它將可能維持穩定和繁榮。如果一個社會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變革的巨大能量就會積聚起來，有朝一日爆發為劇烈的動盪。德魯克認為，知識經濟最大的缺陷是形成由迂腐官僚構成的精英層和文憑主義到處蔓延，從而加深和加速社會群體的分化。同時，他還看到，由於知識的可獲得性，知識經濟的影響將是世界性的。德魯克認為，在未來世界，將沒有貧窮的國家，只有無知的國家。然而，知識的獲取和運用並不比資本的獲取和運用更為容易，知識不僅可能使得知識工作者和其他職業群體之間出現分化趨勢，而且可能加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經存在的鴻溝。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