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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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將或不悅，曰：“上何待承疇之重也！”上進諸將曰：“吾曹櫛風沐雨數十年，將欲何為？”諸將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行道【就好像走路】，吾等皆瞽【盲人】。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198｝

試想，如果降者不是洪承疇，是魏忠賢、溫體仁那樣的醜類，皇太極有何可樂之處？皇太極之樂，恰由於洪承疇是個忠臣、能臣，是崇禎及明朝的希望所在。如今，連洪承疇這樣的人物，都肯投降大清，明朝還剩下什麼？

皇太極擊中了要害。

踵繼而降的另一個人是祖大壽，具有同樣意味。這員袁崇煥的部將，於崇禎二年十一月，在首長率領下急追後金大軍，趕來解京師之圍，結果卻眼看崇禎自毀長城，將忠心耿耿的袁帥逮捕，於是憤而出走，奔回關外。那時他的心一定涼透了，不打算再為明廷賣命。但在袁帥所信賴的孫承宗的親自勸說下，大壽終能強忍悲憤，回心轉意，矢志繼承袁帥遺願，極其艱難地替他死守錦州直至崇禎十五年三月。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4）

洪承疇、祖大壽，無非未死耳。死，並不是對國家、朝廷盡忠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有的死國者，除了死，沒有為國家做過什麼切實有益的事———甚至剛好相反；也有人，在最後關頭不曾選擇死，但他們卻一直忍辱負重，腳踏實地為國分憂解難，以實際行動保家衛國。這兩種人，都可謂為國盡忠者。但理性地看，國家真正需要的是後一種人，他們數量越多，國家越有可能轉危為安。至於前者，品質堪敬，但國家並不能從他們的慨然赴死之中受益，哪怕這樣的人幾十萬、幾百萬，該亡國照舊亡國，一點也不會耽擱。

兩個不辱使命、不負重託、充當朝廷脊樑十幾年的人，無須用一死來證明他們是否對得起國家。他們已經用十幾年的實際行動，就何為忠義、何為恪盡職守，書寫了充實、模範的答卷。

皇太極看到的就是這一點。當洪承疇、祖大壽這種一直在切實地為國盡忠的人，也感覺心灰意冷、無忠可盡，明朝就真正大勢已去了。

繼崇禎十年李巖的“叛投”象徵著知識精英拋棄明王朝之後，洪承疇在崇禎十五年的“叛投”則象徵著政治精英也拋棄了明王朝。

明王朝之死，當然是漫長的日積月累的過程，但是，李巖和洪承疇這兩個“叛投者”的作用，有如夜空中劃過的兩顆流星，瞬間照亮了一切。剎那間，朱由檢應該看清，末日已經不遠！

末日情景

前面說到，共同覬覦紫禁城龍床的兩大勢力之間，似有某種默契。以當時明朝之虛弱，李闖和滿清，不論誰，擊潰之皆易如反掌。滿清勢力距北京更近，實力也較李闖更強；闖軍輕入，攻佔北京，而清人不先得，誠可怪也。俗史誇大吳三桂的作用（所謂“歷史罪人”），乃至將香豔故事———劉宗敏橫刀奪愛霸佔陳圓圓———敷衍為歷史的決定性因素，雖然煽情，卻實屬笑談。吳三桂降不降清，獻不獻山海關，對清人入主中原，其實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清人攻到長城以內，本非必由山海關不可，崇禎年間，清兵（改國號之前為後金）早已由各關口突破長城不知多少次；沒有吳三桂，不走山海關，清人照樣入得中原，絲毫不成問題。闖軍之能捷足先登，恐怕出於兩點：一是此前一年（164３）八月，皇太極方崩，清國舉哀，暫緩奪取中原計劃；二是對於明廷不亡於清而亡於李闖，清國君臣極可能早有暗謀，樂觀其成，然後以此為藉口，“興仁義之師”，“剿賊滅寇”，以“正義之師”姿態入關，儘量增加自己取代明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這在多爾袞致吳三桂的求援信的答書中，可以找到直接證據。書稱：

我國欲與明修好，屢致書不一答。是以整師三入，蓋示意於明，欲其熟籌通好。今則不復出此，惟底定中原，與民休息而已。聞流賊陷京都，崇禎帝慘亡，不勝髮指，用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伯【吳三桂當時封爵“平西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勿因向守遼東與我為敵，尚復來歸，必封以故土……昔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用為仲父，以成霸業。伯若率王【率先奉清為王業】，國讎可報，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199｝

這一歷史關頭的實際過程是，清軍在得到闖軍已於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的情報後，即由順治皇帝於四月初八日在盛京（瀋陽）任命多爾袞為大將軍，南下奪取中原。次日，清軍迅速兵發瀋陽。中途遇吳三桂信使求援，遂折往山海關方向運動，並與吳三桂部隊匯合後於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