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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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以便隨時把垂落的權杖抓在自己手中。

令帝權很難避免這種規律性動盪的，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王朝雖已更迭，但塵埃遠未落定，在推翻舊王朝和建立新王朝過程中積聚的各種能量沒有完全釋放開，諸種勢力之間的較量必在第一任君主身後有所解決。第二，塵埃落定之前，野心家、陰謀家最為高產，搶班奪權的意願最為強烈，以此為背景，極易滋生陰謀集團，向立足未穩的秩序發起有力挑戰，而當格局既定之後即便有這類人物，卻往往孤掌難鳴，不能成其事。第三，極權體制自身有種種致命病症，尤其是權力高度集中而隱含的絕對排他性，致使政治遊戲參與者之間只能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攫取到這樣的權力就可決定別人的命運，反之則被別人所決定，屈抑一方為此不惜鋌而走險，放手一搏。

公元1３98年，明朝立國者朱元璋死了。歷史規律沒有放過這個機會，危機如期而至，並以最壯闊、最宏偉的方式加以演繹，成為歷史上所有此類危機中一個完美的、淋漓盡致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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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秦起，帝權是同一性質，但朝代之建立，則各有不同。秦帝國的誕生是列國長期爭霸、強者勝出的結果。晉、隋、唐、宋屬於另一種模式，由舊政權內部的大貴族、軍閥等強力人物，以政變或反叛方式奪得權力。元、清帝國則是外部強大的軍事入侵致使中原漢族政權解體（亡國），而形成的異族統治。除此以外，只有漢、明兩朝是經過農民起義的長期戰爭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國家。

漢、明這種政權有兩大鮮明特徵：第一，“起事”之前沒有一個明確的權力認同，新政權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來的，無人先竊威柄，其領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過程中逐漸地歷史地形成的，不像其他各朝代統治集團內部領導權歸屬早已確定———比如，秦始皇滅六國是商鞅變法後六十年間秦國強大的結果；晉皇族司馬氏早自曹魏時期的司馬懿起已形成威權；隋文帝滅周前已在朝中總攬大權，成為實際的統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軍閥，早就自成一統，推翻舊朝不過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別滅宋滅明的元、清兩朝，更是以完整、獨立的異族政權取代中原漢族政權。第二，漢、明兩代天下未定之際，群雄並起，英才輩出，“起事”者共同組成一個豪強集團，雖然內部有主從之分（後來演變為君臣關係），但並不是集團領袖一人獨享威望，相反，許多成員都兼有英雄般的聲譽、重大功勳、軍事實力以及政治資本，所謂“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體地說，無論劉邦還是朱元璋，他們一方面固然是那個豪強集團的領袖，另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又可以說不過是集團之一員，他們與集團其他成員的關係微妙地介乎於主　*9蛐　從、兄　*9蛐　弟之間，這種“君臣＋夥伴”的關係，對於領袖的絕對權威始終構成潛在的挑戰意味。

不單劉邦集團和朱元璋集團，我們在歷史上另外兩個類似的卻功敗垂成的集團———李自成集團和洪秀全集團———同樣發現上述特徵。並且，李、洪集團最後的覆滅，根本正是這兩大特徵發作所致。

以漢、明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權，打天下的任務一旦結束，馬上都面臨豪強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即如何使權力集中並將它真正鞏固起來。首先必須渡過這個危機，才談得上其他，否則就會迅速崩潰。所以我們看到，唯有漢、明兩代初期發生了大肆殺滅功臣的情形，別的朝代卻不必如此。劉邦用幾年時間，一一除去韓信、彭越、英布等強大的異姓王，韓信死前說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朱元璋做得還要高明些，像做外科手術一般精確，穩紮穩打、有條不紊地逐個消滅李善長、劉基、徐達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臨死前還解決掉最後一個危險人物藍玉。

韓信很可笑，大可不必發那樣的感慨。這並非情感和道德問題，是權力本質使然。一遇到權力，忠義一類道德的詩情畫意就煙消雲散，無人信，也不能信。試問，面對手下一群戰功赫赫、足智多謀的能人，朱元璋能躺在兄弟情義上高枕無憂嗎？就算他願意古道熱腸，對方也難保不動點什麼心思；畢竟那麼巨大的權力，誘惑力也同樣巨大，誰都挺不住，除非已經超凡入聖。而且，越是像劉邦、朱元璋這樣大家同起於布衣的豪強集團，日後越可能手足相殘，將所謂的“兄弟情義”碎屍萬段，因為稱兄道弟意味著彼此彼此、平起平坐，這是極危險的關係，當面臨患難之際它是發展事業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