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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地，孤零零地，數百年來佇立在千萬人的唾液之中。改朝換代之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順治到乾隆，與隆慶皇帝息息相通，鞏固和加重著嚴嵩的罪名，讓他們的“前輩”嘉靖皇帝繼續逃脫干係。
至於沈煉、楊繼盛，雖然對他們不應有超越其時代的苛求，卻也不得不指出，他們那樣激烈地指責嚴嵩，客觀上對嘉靖實有開脫的作用，是另一種“逢君之惡”。說實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種行為歷來副作用極大，對歷史真相的掩蓋非常嚴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疑點，即由此而生。
離今天不太遠，就有李鴻章這樣一個例子。李揹負著近代史頭號“賣國賊”的罵名幾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們才意識到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李合肥有此境遇，當初言路上一班只忠於清室和皇權、不忠於時代和真理的所謂“清流”們，難辭其咎。當李鴻章左支右絀、補苴罅漏之際，這些人只會唱高調，用空洞的口號抬高自己，透過損毀實幹者，來掩護將天下竊為一己之私、拒絕站到國家根本利益的立場上實行改革的滿清統治者———示弱討好洋人的是李鴻章，喪權辱國的是李鴻章，似乎將李鴻章從地球上抹去，中國的危機霎時便可迎刃而解。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其實是說著漂亮廢話的誤國者。
嘉靖：萬歲，陛下（33）
當然，嚴嵩和李鴻章不同。對李鴻章，有個重新評價的問題；對嚴嵩，則無此必要。但有一點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亦即，不將嚴嵩之為“奸臣”的真相揭露出來，就是放跑和掩護真正的罪魁禍首。
嚴嵩之所以成為現在的嚴嵩，一大半“功勞”要歸於嘉靖。
嚴嵩其人究竟是什麼樣？他是原來就壞，還是慢慢變壞的？在明清官方一致堅持他為“權奸”的輿論之下，找到很多與此不同的描述不太可能了，但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罪惟錄》載有一句崇禎末年大學士黃景昉的評論：“嚴嵩雅善詩文，收羅知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者。”此話雖然首先把屁股坐在官方立場上，把嚴嵩的動機說成“沽譽”，但沒有掩蓋嚴嵩尊重人才這一事實。
偶也有人，涉及嚴嵩時有什麼說什麼，而不藏頭露尾。天啟年間大學士朱國楨指出：“分宜大宗伯【禮部尚書】以前極有聲【聲譽】，不但詩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錚錚。鈐山隱居九年，誰人做得？大司成【國子監祭酒，即國立大學校長】分饌，士子至今稱之。”｛74｝不單說他口碑不錯，還說他確實品格正派（並非別人受矇蔽），以致可以用“錚錚”形容。
這個朱國楨，原來也極憎惡嚴嵩：“分宜之惡，譚【談】者以為古今罕儷”，但他去了江西之後，卻感到大惑不解，因為在嚴嵩老家，當地人一直對他抱有好感，幾十年過去了“江右【江西】人尚有餘思，袁【袁州，分宜縣隸屬袁州府】人尤甚。餘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鄉評亦自有不同處”。｛75｝
嚴嵩在故鄉的好名聲，朱國楨是“問而親得之”。略早，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裡也記載了同樣的事實：“嚴分宜作相，受世大詬，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76｝
這些殘存的訊息，隱約透露出嚴嵩做人有個變化過程———即便是“奸臣”，也是從比較正派慢慢走向邪惡的。朱國楨認為，這變化的分界線，發生在嚴嵩任禮部尚書（大宗伯）前後。我們可以做一番查證，有無線索支援他這看法。
嚴嵩在弘治十八年登進士榜，然後做了庶吉士、編修等小官，不久因病去職，返鄉，在鈐山潛心讀書，一讀就是十年。正德十一年，他結束讀書生活，重返政壇。他的學問和文才很好，可能因這緣故，一直在官方學術或教育機構工作，包括嘉靖元年升為南京翰林院侍講以及該院負責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國子監祭酒（國立大學校長）。截至此時，嚴嵩的履歷很清白，沒有任何負面議論。｛77｝沈德符所謂“為德於鄉甚厚”，可以代表這段時期他的公眾形象。
他仕途的重大改變，發生於嘉靖七年。是年，嘉靖皇帝提拔他為禮部右侍郎。這似乎是正常升遷，連攻擊他的人，也不曾就這次升遷說過對他不利的話。不過，正是這正常的升遷，也許成就了他，也許毀掉了他。第一，他進入了高階官員的行列，離皇帝越來越近，以前不會碰到的事，現在要經常碰到，以前可以不打的交道，現在不得不打，有句話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嘉靖是怎樣一個人，離他近了會怎樣、應當怎樣，可想而知。第二，嚴嵩這個“右侍郎”，不是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