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雄關: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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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遷與議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後了一條路——勤王，而圍繞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間，上演了一出鬧劇。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旋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了，內憂外患無法消解，此時尚可作戰的只有吳三桂手下號稱八萬之眾的關寧鐵騎。但圍繞著是否調吳三桂入京的問題，群臣再次發生爭議，因為吳三桂此時擔任的職務是寧遠總兵，調吳三桂入關事宜，無異於飲鴆止渴，撤走寧遠軍隊，不但意味著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堅固的防線，更意味著寧錦防線的放棄，由寧遠至山海關一帶的幾百裡土地無人保護，勢必會落入清人之手。而從此京師屏障只剩下山海關一座孤城，同樣是危險萬分之事。

丟棄土地，是歷朝歷代都不允許發生的醜事，特別是，還要丟掉可以抵擋關外敵人的最重要的土地，當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禎個性，即使此舉能成，一旦事畢後肯定會就此找一個替罪羊，以掩飾自己的無能，有陳新甲的先例，誰會自願做這個替罪羊？這時滿朝大臣對崇禎的心態已經有所瞭解，於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統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表現出了它的低能和工於算計：滿朝的文武大員先是面面相覷，怕承擔責任，都不敢發言，到後來內閣首輔、大學士陳演不得不上前說話，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但同時又認為調兵勢在必行。

兩個機會的錯失（3）

這種廢話式的意見一下子開了頭，滿朝文武以廢話為基準，說了更多形同沒說的廢話。調兵之事於是壓下。二月，崇禎再提舊事，眾臣又是老樣子，最後只有吏都科給事中吳麟徵積極主張調兵，到這個危急時候，明朝的大臣們出於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個準意見。

崇禎心裡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無法可施，因為這個時候，殺人和換人也解決不了問題。最後，閣臣陳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見，請吳三桂之父吳襄進京，擔任中軍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計。崇禎馬上召見吳襄，問吳襄，可否棄寧遠，吳襄表示可行，崇禎再問，吳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這位身世顯赫的老將軍實話實說，註冊八萬，可用者三萬。

三萬！崇禎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軍隊全盛之時，有百萬雄兵可用，如今，能夠撐起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萬！而接下來吳襄的話更讓他寒心，吳襄告訴他：“這三萬人能夠用的也不過三千人可用耳。”崇禎驚慌之極，問這三千人如何能夠退敵，吳襄說了實話，這三千人並非進行的軍隊，而是自己的家丁與兄弟，為培養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費盡心力，“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故臣能得其死力。”（《明史·吳三桂傳》）也就是說，是靠著比自己享受的待遇還高的待遇，才好不容易養了這三千死士。

吳襄在這裡可能有所誇張，需知這人也是政治老油條，他怕把話說得太滿，將來也不太好收場，這方面自然也有當年袁崇煥的前車之鑑。但關寧鐵騎當時的兵力也確實只是杯水車薪而已。崇禎得知這個訊息很沮喪，於是問，需軍餉否？吳襄說要至少一百萬。於是，就上演了前文所說的一幕，為了心疼這一百萬兩銀子，調兵再次擱淺，崇禎的吝嗇給自己更快地掘了墳墓。

群臣還在拿不出一個意見的時候，李自成的軍隊卻不等了，一個月之間，他的大軍已逼近北京。京城的陷落看來只是時間問題了，這個時候，群臣還在爭議不決，主張放棄寧遠和堅持一寸山河一寸金鐵兩派在朝上唇槍舌戰，崇禎終於等不住了，他下了最後決心。三月初，崇禎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並分封左良玉、黃得功、高傑等人頭銜不等，命其隨同一起入關勤王。

崇禎做出這個決定，對他本人來說，是完全無奈之舉，而且這一定也是個非常令人沮喪的命令。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曾指出，在我國冗長的歷史中，外患往往都是偶發的，而內亂則是歷史的必然。此話正確之極，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們，往往都視外患為心腹大患，卻總是在“內亂”的陰溝裡翻船。明朝更是如此，流民李自成的突然起事直至壯大，令明廷首尾難顧，而這個大變局的出現，竟然令得一直深為明朝廷重視的“關裡關外”的危機也發生了轉化，一直是主要對手的關外勢力，讓位給了來自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