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雄關: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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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國破家亡的最後關頭，此人還如此吝嗇自家的錢財。這種德行，用“朕非亡國之君”來遮掩，實在蒼白無力。後人對些頗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楊士聰如此評價：“嗚呼，三千七百萬，捐其畸零碎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策安在於？先帝（朱由檢）聖明，豈不真見及此，徒以來年之徵解艱難，將留為羅雀掘鼠之備，而孰知其事勢不相及也。籲，其亦可悲矣。”（楊士聰《甲申核真錄》）

財政問題不能合理的解決，必然導致社會動盪，在這樣的大動盪面前，更考驗著統治者個人的承受能力、應變能力與綜合素質。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禎，在一連串的失誤與挫敗感面前，終於導致了他人格上發生裂變，於是，接下來的事情，就變成了性格決定命運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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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已無袁崇煥（1）

前文說了，在用人制度，財政制度上，崇禎都變現得一籌莫展。他既沒有能力阻止文官內鬥，結黨營私，又沒有能力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無法阻止流民猖獗、軍費開支困難的現狀，至於軍事上的部署決策與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個。

這個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實早就該亡了，即使沒有李自成，亡國也是必然的。亡國之勢，在崇禎冤殺前遼東督師袁崇煥的那一天就註定了，或者說，在他的哥哥天啟皇帝任閹黨殘殺遼東第一統帥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註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這哥倆兒象比賽一樣，不遺其力的幫滿清剷除一個又一個的對手，又都比賽似的為自己的江山充當了稱職的掘墓人。

其實明朝從萬曆年到崇禎年，雖然一步步走向內憂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政治與軍事人才也在那個時候紛紛出現過，為明室天下能夠多存在了幾十年，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這幾個人的名字將會永遠載入史冊，他們是張居正、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可惜的是，在這幾個光彩熠熠的名字後面，還有這樣幾個名字，他們是朱翊鈞、朱由校、朱由檢，這後面的幾個充滿了恥辱的名字，令前面的光彩人物一生註定活得灰暗而悲慘。

前面的幾個人，是為後面的幾個人相繼清算的，他們一生的悲劇都是後面幾個人造成的。尤其是後三個，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作為中國軍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同樣也是道德上無懈可擊的文官，清算這樣的人，對於任何一位封建帝王來說，都本應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這個最不道德的征程裡，朱家爺們幾個你追我趕，爭先恐後，遼東軍事敗壞，後金能夠佔領天下，他們出的力不小。以至人們後來說起這段史事，無不悲憤，將之稱為“自毀長城。”

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過進士，既能行伍又能詩文。他們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帶兵的軍事體制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創造了這三人獨特的儒帥性格。

他們也確實當得上儒帥這兩個字。因為他們的身上都有很濃的儒家正統觀念，從小受正統教育長大，忠君愛國思想濃厚，行為品行端正無私。他們又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強人，在鎮守遼東期間，他們繼承了前輩徐達、譚綸、戚繼光等人的遺志，將明室天下固若金湯的夢想忠實地貫徹了下去。為了修建大明王朝的最後一道屏障山海關，他們也都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作為前後幾任遼東主帥，明朝也因為他們的存在，才令清軍多年來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的進展，甚至曾有議和之念。他們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保障，應該說，在精神與道義上，也是最具有威信的旗幟式人物，與他們相比，萬里長城，不過是一道道磚牆而已，這些忠心耿耿的軍事人才對大明來說，才是真正的長城。

但是，無能無知無情的幾代朱家天子，再加上積年不斷的閣臣內鬥，一步步地毀掉了這道本來固若金湯的長城。

第一個被清算的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史書上說他身長七尺，善左右騎射，性剛烈。無疑，從外形上看，這是一個楚霸王式的英雄，但其實不是，熊其實是一個標準文人。他是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文職。不過，與朝中的閣臣相比，他是常年接觸軍事的文臣，所以身上更多的是軍人的特質。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在熊廷弼的身上，這是最好的體現。這是一位具有文人清高品格與武人剛強作風的將軍，明史上對他的評語是“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從熊廷弼開始，明朝的軍人將領與閣臣間的分歧就開始出現，並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