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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幾十個擅長辭賦、書畫的人，並讓他們聚集在洛陽的那道鴻都門內。有的時候，這群人就會和皇帝在一起，或者討論吟賦作辭的問題，或者他們會繪聲繪色地向皇帝述說一些民間的奇聞逸事，把皇帝逗引得非常開心。自然，這群人馬上就得到了皇帝的莫大寵信，其中很多人還先後被委以重要官職。
劉宏的這些舉動，在兩漢的歷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所以很快便招來了非議。為什麼呢？就像蔡邕的上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按照漢代的制度，孝廉、賢良、方正才是選拔官吏的正常途徑，什麼書畫辭賦不過都是些低階才華罷了，國家必須以經學取士，只有通經釋義才是大事；像那種只會下棋的人，怎麼可能會把國家治理得好呢？！
不過此時的皇帝自有自己的打算和苦衷，他已經不怎麼信服儒家的那一套了，所以他也就沒有理會老蔡說的那一套。光和元年（178）二月，在鴻都門內皇帝還進一步創立了專習辭賦、書畫、尺牘的新興學校，堪與太學相對立的——鴻都門學！於是皇帝便下令，以後凡州郡、三公都須舉用、辟召鴻都門學生員。就像太學生那樣，鴻都門諸生學習出色者，便可以出任刺史、郡守乃至尚書、侍中等重要官職。
顯然，劉宏的用意在於培植真正忠實於自己的政治勢力，即有別於宦官與正統儒士的新的政治勢力——第三種勢力。劉宏創立鴻都門學就是想打破傳統經學對於文學的束縛，提高文學藝術的社會地位，而這也正是他自己的喜好所在。
然而，儘管當時經學的衰落已成必然之勢，但是正統的勢力和影響已是根深蒂固，所以鴻都門學“由於沒有穩固的基礎，它是脆弱的，也是短命的。靈帝在無可奈何中所進行的這場政治試驗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漢魏文學與政治》）
不過，他還是給這個暮氣沉沉的社會帶來了一絲活力的清風，以後建安時期文藝的發展都與此有莫大關係，像“三曹”與“建安七子”等都是這個時代的催生（像《孔雀東南飛》這樣的通俗文學的出現也是根源於此）。自然，不僅許多大藝術家相繼出現（如書法名流輩出），而且它也對於魏晉審美意識的覺醒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
而這也是劉宏暗淡人生中最鮮亮的一筆，甚至還可以說他是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眼光呢，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認為文章乃“經國之大業”，唐代也實行以詩賦取士的政策。其實，時人就曾稱道作為皇帝的劉宏“躬秉藝文，聖才雅藻”，他不僅擅長辭賦，也一樣擅長音樂和書畫，而正是他的這種特殊愛好，才不致他在後人看來是那麼得一無是處……
四、東漢的衰頹之勢已成
四、東漢的衰頹之勢已成
1、飲鴆止渴的搜刮風
就像歷史上其他皇帝的悲劇那樣，在經歷了諸多坎坷和艱難之後，心灰意懶的劉宏的進取心漸失，而貪圖享樂的思想卻日益滋生出來；尤其對於像劉宏這樣一個生在窘迫家庭的孩子來說，他的私慾反而更加容易強烈地膨脹起來。
當時，為了緩解嚴重的經濟、財政危機，劉宏竟一舉驚人地開始了他的賣官生涯。
就在中平二年（185）的一天，出身於北方名門望族的廷尉崔烈（《三國演義》中的袁紹也是這種出身）突然就被晉升為了三公之一的司徒，按照當時的禮儀，宮廷需要為他舉行一場隆重的封拜儀式。當時，皇帝親臨殿前，百官肅立於階下，突然，皇帝望著崔烈那春風得意的神情，竟忽然覺得他的司徒一職來得有些便宜了，於是皇帝忍不住滿腔惋惜地對隨從親信們說道：“朕真後悔當初太爽快了點，本來可以讓崔烈這傢伙出一千萬的！”聽皇帝如此不滿，一位在旁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萬，已經相當不錯了。像崔公這樣的冀州名士，哪肯輕易買官做呢？陛下您都不知道，我從中做了多少工作？！”
這是千古以來聞所未聞的，賣官居然已經賣到朝廷的最高官職——“三公”，而且作為堂堂皇帝的劉宏居然還貪婪地像買賣貨物那樣討論著三公的價格，真是讓人替他難過！
劉宏這種救急不救死的短期行為，在蔡東藩的《後漢演義》一書中就有精彩的描述：“偏靈帝因內帑未充，嘗嫌桓帝不能作家，特想出一條斂錢的方法，就西園開張邸舍，賣官鬻爵，各有等差，二千石官階，定價二千萬；四百石官階，定價四百萬；如以才德應選，亦須照納半價，或三分之一；令長等缺，隨縣好醜，定價多寡；富家先令入錢，貧士至赴任後，加倍輸納。明明是叫他剝民。”而且蔡東藩也指出了這樣做的可怕的危險性，即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行為，勢必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