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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由當時著名的大學者、書法家蔡邕所執筆書寫的此 “五經”石碑共46幢，即得以就立於太學門前。於是，四面八方的人們便聞訊而至，他們如潮水一般地湧向了京師太學門前，爭向觀看這46幢石碑。當時，成百上千的後儒晚學前來太學門外觀看和摹寫的盛況，連續數日也絲毫不減。尤其，那些聚集在石碑前的儒生、士子們，更是一個個地都滿帶欣喜之色，彷彿他們已從這石碑中看到了國家的新的希望。
可是，讓人書寫幾個文字容易，而一旦涉及到具體的人和事，事情馬上就難辦了。像那轟動一時的三公“議譴八使”和“謠言奏事”等，最後都不了了之。
而當時的情況，別說一般的官吏，就連職司監察的13州刺史及司隸校尉，也只有極少數人有所謂“奉公疾奸之心”，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其實皆為貪贓枉法之徒，還何談糾察其他官吏。總之，當時整個官僚系統已經形成了一副利害鏈條，除非是王朝更迭，否則是很難動搖的。
不過貪官汙吏們的總後臺就是那群得勢的死太監，無疑，根子上的問題不去解決，只想透過修剪一下枝杈就妄圖將近枯死的樹木恢復生機，那真是痴人說夢。當然，這一點作為皇帝的劉宏一點也不糊塗，他只是有些為難。
光和元年（178）初，天災人禍都來得非常嚴重，於是作為大臣的蔡邕便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