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和他的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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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民主問題、庫爾德少數###、全國民族進步陣線問題。

任何一個社會的愛國的、民族的進步力量所進行的鬥爭都是為了進行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變革，來滿足社會群眾和各階層的希望。當然，這些力量都有自己的戰略和長遠目標，同其他力量的戰略和目標有的可能一致，有的可能有分歧，也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兩者在某些方面有的一致，有的相矛盾。

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我們阿拉伯社會，由於長期受殖民主義的影響，進步的民族愛國主義力量仍然面臨著這個基本問題。在一些阿拉伯國家這些力量不管其意識形態和長遠戰略目標如何，可能在最低限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見，這就是實現政治獨立，打碎經濟上附屬主義的鎖鏈，完成真正的發展，實現與客觀條件相適應的某種形式的民主。

當然，這些力量在革命之初在這些目標上是會實現聯合的。但一旦完成這些目標，就會根據自己的社會利益分道揚鑣。大中資產階級在任何社會都不會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到底的，因為他們將是社會主義的首當其衝的“犧牲者”。而且這些資產階級往往後退到解放革命之初的最基本的目標中去，再次與殖民主義勢力聯絡在一起。的確，在革命之初，他們確實切斷了同殖民主義勢力的聯絡，正如斯大林說過的一句名言：“從他們的手裡扔掉了愛國主義的旗幟。”而與此同時，任何一個社會的人民革命力量不能僅滿足於實現農業改革，完成某些工業專案，實現某種形式的民主，滿足於民族、民主革命目標的實現。而相反，必須迅速轉向根本的變革，為進入社會主義階段開闢道路，如果我們將社會主義分成互相分離的兩個階段的話。

7月17～30日革命推翻了王室制，建立了共和國，廢除了巴格達條約，實現了某種形式上的政治獨立，頒佈了石油國有化的第80號法令，對農業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改革。但是在石油財富作為單一經濟主要支柱的國度裡，石油仍然像7月17日革命前一樣遭受外國壟斷的掠奪，被隨意開採，威脅著人民的生活。一些國家專案的狀況也是如此，處於軟弱無力半癱瘓的狀態，受到國外大壟斷公司及國內代理人的封鎖。如果國家的自然財富掌握在敵人的手裡，作為政治獨立核心的經濟獨立還有什麼意義呢？

在農村，仍然存在著半封建的關係。半封建的傳統、道德和舊的風俗習慣仍然束縛著農民。此外，還有“氏族”的勢力——作為反對進步和發展的反動和落後勢力的堡壘，以及城市中從事貿易與工業的大資產階級，他們雖然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但實際上繼續壓迫工人……這就是當時伊拉克的經濟狀況的一個側面。那麼當時的政治情況又如何呢？尤其是關於民主的問題。

首先是兩個姊妹民族即阿拉伯民族和庫爾德族的關係。兩個民族之間的武裝衝突剛一結束，戰火即起。流血越多，仇恨越深，為在伊拉克的土地上恢復真正的和平不斷設定障礙。

至於其他少數民族，由於人口少，例如土庫曼族，就更享受不到應享受的權利了。

在公民的政治自由方面，更是如此。1963年10月，阿卜杜拉·薩拉姆·阿里夫組成了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代替了各愛國主義政黨，效仿埃及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對進步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力量開始進行鎮壓，將大批各政黨的進步人士送進監獄，並對他們進行野蠻的肉體折磨。

1964年8月，伊拉克共產黨召開了中央全會，在透過的一項政治報告中說：“我們的黨對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採取的積極立場的實質表現在從這個組織的進步人士所主張的進步思想中吸取營養，我們對這個組織不會採取分裂主義的立場，而相反，採取積極的立場，制訂同它進行合作的必要的措施，以加強它所執行政策中的進步的方面，發展它的意識形態。”

但透過這項政治報告後僅有幾個月，伊拉克共產黨在1965年1月又發表宣告說：“除了監禁和流放外，阿里夫當局還採取處決的政策。在一年內殺害的共產黨人和其他愛國主義者比王室政權25年殺害的總數還要多……”

並非敵視共產主義（下）

按照愛國主義力量對當時時局的分析，伊拉克國內的主要矛盾應是愛國主義、進步力量與殖民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及反動勢力之間的矛盾，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是次要的矛盾，是不會發展到緊張和激烈衝突程度的。但阿里夫當局採取了血腥恐怖的政治，濫殺無辜，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受到摧殘，破壞了在這個階段要求這些力量進行聯合，結成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