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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師怎能拱衛大清國門？鴉片戰爭後，李鴻章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籲大力加強海防建設。李鴻章在奏摺中言辭懇切地說：東南海疆長達萬里，現在外人通商傳教來往自如，甚至內地各省和京師都集中不少洋人，他們表面是友誼的和平使者，實則陽奉陰違、笑裡藏刀。且西洋輪船電報一瞬千里，軍火器械工力百倍，均為幾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再拿傳統制夷謀略應付，顯然行不通。
曾國藩是提出建設新式海軍的第一人。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湘軍水師的實力遠遠超過太平天國水營，加之有外國兵輪“助剿”，曾國藩深感水軍強大之重要。曾國藩非常清楚，舊式水師對國內叛亂尚可應付，但對境外強敵則無異以卵擊石。曾國藩向朝廷建議，如今中國已開設幾家造船廠，等船造好後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設一支新式海軍。1862年，曾國藩趁海關稅務司英人李泰國回國休假，託他代為購置軍艦。李泰國滿口答應，回國後為中國挑選了七艘船艦。但不知李泰國哪根神經忽然出了毛病，竟擅自做主，任命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為中國艦隊司令，並私籤合同，宣稱這支艦隊只接受英國皇帝指揮，有選擇地接受中國皇帝指揮。李泰國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隨即遭到清政府的嚴詞拒絕。李鴻章對總理衙門說道：“要使這批船成為中國自己的船隻，不能變成李泰國霸佔的船，中國才不至於在危急的時刻無所依靠而驚慌失措。”最後，清政府除買船花費外，又白白損失九十萬兩白銀，將所購船隻全部轉手賣與他國。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後十餘年間，無人再敢提及籌建海軍。
1870年，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決心加強海防。李鴻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議：當今最具威脅的國家乃是一直為國人不齒的日本。日本目前雖也被美國敲開大門，但大有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之勢，遲早會成為中國的大敵！門外有虎有狼，我們不能只是不時扔一塊肉出去，以求它們暫時不餓，而應習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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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塞”之爭（2）
學辦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說服清廷捨得出錢。其實所有問題都集中於一個“變”字，改變舊思想以看清新形勢，改變舊辦法以引進新技術，改變舊內容以注入新活力，改變舊的落後捱打局面以自強於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據中國海疆自然條件，應建北、東、南三洋海軍。北洋駐天津，東洋駐吳淞，南洋駐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聯成一氣。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鴻章拍案叫絕，然清政府認為此方案還“存在制度上的嚴重缺陷”，並未重視。1870年代後，國內的太平天國運動剛剛平滅，域外強敵就來騷擾，日本在東南海疆屢屢作亂，沙俄則對西北內陸虎視眈眈。19世紀70年代，沙俄趁新疆內亂之機出兵侵佔伊犁，日本則派兵侵入臺灣。清政府左右為難：海、塞防兼顧，兩面出兵應敵，保住西北、安定東南，自然是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備應敵的兵力和財力；若二者不能兼顧，則最好捨車保帥以保一方，但哪個是刻不容緩，哪個又能暫時放棄？
李鴻章這時挺身而出，主張以海防作為經營重點：伊犁已被俄國所佔，短時期內收復絕非易事，且以目前軍力要收復西北實在力不從心，不如令西征諸軍嚴守邊境，同時在前線屯兵耕種，積蓄力量。節省軍餉應全部用於東南海防。此論遭到湖南巡撫王文韶堅決反對。他認為，天下事分兩種，一種是重要之事，即“本”，另一種是次要之事，即“末”。重要之事又分兩種：一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緩；另一種是雖重要卻非目前必須。關於海、塞防問題，西北塞防是本中之本。只要俄國人不能逞志於西北，西方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
這時，同治帝為八大胡同的風流時光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帶著對清王朝的無限擔心永遠離開了人世。其生母慈禧顧不得為自己青年喪夫、中年喪子的苦命悲哀，用最快速度選定一個“合適”的皇位繼承人——其外甥、醇親王之子載湉。光緒帝甫一即位，中斷的海、塞防之爭又起。山西巡撫鮑源深上奏，陳明目前國家財力緊張，應停止西征、固守關塞。陝甘總督左宗棠馬上反對，認為停兵節餉與投降無異，非但隴西不保，甚至危及北路的科布多和烏里雅蘇臺。大學士文祥也支援左宗棠。海、塞防之爭不斷升級，總理衙門不久出臺處理決定：一、籌建海軍，加強海防，海防經費有限，難以籌措三洋海軍，先以北洋試點；二、陝甘總督左宗棠長期屯兵西北，政績卓著，是督辦新疆軍務的最佳人選；三、將海防籌餉作為第一要事，劃撥粵海關、潮州關等地四成洋稅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約四百萬兩白銀。中
